精彩文摘

1

拉姆不是我的童年遗迹，而是我在孟买硕果仅存的老友。他总是令人恼火，我也总是夸大妄想，我们经常争吵，情谊模棱两可，但出于责任和淡淡的怀旧情绪，我依然会打电话给他。也没什么可聊的，无非日常寒暄——他的健康、戒毒、生活、孟买，要是有工作他会过得多好，以及追忆少年时那些女同学。

到六年级我才认识拉姆，他因为留级成了我同桌。没人料到十七岁时他能长到一米八，那时的拉姆英俊，在体操和拳击方面非常有天赋，但他懒于努力。和他掰手腕通常是我赢，其他方面也是，因为他总是马马虎虎、心不在焉。很快，失败就像体育一样，成了拉姆越来越擅长的事。

拉姆那个傻瓜，在我意识到我终将离开孟买的几年里常找我玩。他似乎对我的变故毫无察觉，只沉浸在玩乐中。我俩在印度门和无线俱乐部之间来回游荡、聊天，直到夜幕降临，海面变得一片漆黑。

后来我们大概有一年没见，我很少去学校，我不知道他也是。学生时期的伙伴就像亲戚，虽然的确是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但意义终究不大。有次在街边偶遇拉姆，我问“嘿，最近怎么样？”“没什么。别问了。”他支支吾吾，我猜那时他已经开始吸大麻了。

接下来几年，同学陆续出国，去了沃顿商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和麻省理工，简直就像战乱时期逃离埃及的以色列人。1986年我从伦敦大学毕业回来小住，又见到拉姆。六年吸毒史，虽不算无可救药，却也不再“正常”。他当时打算去泰姬玛哈酒店当保安，但也只是突发的渴望，很快就消失了。

这次见面我俩消除了一切隔阂。我对他说“其实你很聪明。”他仔细打量我，想知道这是不是嘲笑。“我知道，”他说，“我不傻。但偏偏总是傻子会成功。”我点头，那时我也很年轻。

之后我奔波于英国和印度之间，思考、写作。拉姆则继续在毒瘾里沉浮挣扎。他曾有半年不沾毒品，但又重蹈覆辙。在电话里他告诉我“彻底好了”，两天后又说“不行”了。从那次起，每当他说“好了”我都会惴惴不安，因为他的语气百无聊赖，那句真诚的“好了”本身就是再次逾矩的信号。而我，就连普通的问候一句“最近好吗”，都仿佛是在审讯。没办法，毕竟这是句绕不开的日常用语。

终于有一次吸毒过量，拉姆险些死掉。当他好点儿时，就给医生展示前一天《印度时报》对我的采访。我去看他，病房里所有人都在安静地吃午餐，唯独拉姆在等家人送饭。我们坐在他的病床上聊东聊西，没有丝毫不适。因为赶航班，我待了一会儿就要走。拉姆站起来，身上的长衫病号服显得格外扎眼。

我们轻松道别，避免对视，很怕一旦对视，这个可笑的病号服就会成为彼此铭记的最后一格画面。

孟买，这座永不疲倦的城市。拉姆是孟买的一部分。尽管他成功戒毒后身体不佳，极易疲倦。但他还活着。幸福会来得晚些，如果有的话。

我们还是青年人，虽已年过五旬，曾经让我们震惊的事，如今依旧让我们震惊。我们经历成家立业，为人父叔（拉姆有侄子），遭遇失败，濒临死亡，经历父母离世，见证他人成功——尽管如此，少年的秉性却顽固依旧，随心所欲地浮现。

这次出差，我们再次重聚，直到天黑，我送他去他停摩托车的地方。

“我以前喜欢卓哈拉，她也喜欢过我。”拉姆四十年前就这么推断。但他俩并不认识。她或许以为拉姆是运动员，其实拉姆不会体操，也不会拳击。但她会打篮球。她的袜子总褪到帆布鞋帮处，脚踝油光发亮。

“我当时还喜欢拉妮。卓哈拉的眼睛是红褐色，拉妮是绿色。” 拉妮有点儿斜视，戴厚厚的黑框眼镜，拉姆却觉得可爱。

片刻沉默之后，拉姆突然毫无征兆的说“那时你真不该离开。”他望着海滨大道的远处“我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了。”

我说不出话，我那时就是想离开。

我们正走过一家精品店，这里曾是养老院。我的童年被困在这些地方，带也带不走。我回来之后，才与之重修旧好。我在这里长大的种种微小、生动的细节都已丧失，直到我再度走过街角、小店、遮阳棚，才被一一唤醒。我才意识到零零总总这一切，出于某种原因，都在殷殷期盼我的归来。

看见摩托车时，我对他说“你应该把胡子剃掉。”我一直觉得他哪里不对劲儿。刚注意到他蓄了一层薄薄的胡子。

“为什么？”

“因为看起来像你父亲。”

简直如孪生兄弟，误入歧途的儿子变成那位孤寂落寞、漫无目标的父亲。这让人不安，仿佛消失的是儿子，留下的是父亲。

拉姆坐上摩托车，“人人都说我长得像他。”他为英俊的父亲自豪。在大学时，他总带着将信将疑又沾沾自喜的神色说：“别人都说我长得像琼基·潘迪。”一个演了三四部电影就退休了的演员。1982年，就是我去伦敦前一年，《洛基》上映，拉姆又告诉我：“别人说我长得像桑杰·达特。”1993年，达特因在孟买爆炸案后非法持枪而入狱。拉姆因为毒品给家庭，尤其是负责养家的父亲带来巨大痛苦。惊心动魄的时间卷轴里，除了悬停滞留的命运，什么都没有发生。是的，我看到了他们的相似之处。明亮的眼睛，满脸的坦诚。

“这样别人会更重视我。”拉姆指指胡子，准备出发。

“这只会让你显老。”我朝他挥手告别。

2

拉康认为，人对自己的镜像在一定程度上怀有情欲。我自然早就忘了第一次在镜中看到自己是什么情形，但我清楚地记得，在四五岁时，我曾充满挑逗地看着镜中的自己——把镜像当成色欲的伴侣，在镜子前逡巡徘徊，恋恋不舍。20世纪80年代，达达拜·瑙罗吉路上的纺织厂发生了一场大火。妈妈曾带我去过纺织厂附近的商场，我还记得，当时她聚精会神地挑选莎丽裙，而我紧紧贴着镜子，和自己紧密相依。

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别人感兴趣的呢?

这位出租车司机很会试探乘客的深浅。他把车停在熙德酒店前等候乘客，我穿过马路，刚对他说了句泰姬玛哈酒店，他立刻兴奋地说道：“从巴布尔纳什过去还是从沃尔克斯沃过去？”他知道问了也是白问。我却答道：“沃尔克斯沃。”在后视镜里与司机目光交会。我们很快路过耆那教寺庙，从外侧只看到寺庙里醒目的蓝色柱子。我们驶过焦伯蒂急转弯道，过了市政厅，一片汪洋赫然映入眼帘。现在我身处于先前观赏的景色之中——这是我在十二楼阳台上日夜俯瞰的景色，是我去上学时要走的路。

十四岁时，我就知道这段行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小时候，大清早去上学的路程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我在车里偷偷摸摸地祈祷，没有人知道，父母、司机，都毫不知情。有一次，校车里的一个女孩瞥了我一眼，怕被她发现小秘密，我紧张痛苦了很久。我求助于藏在路边每个角落里的天主雕像，祈祷今天不用上体育课。“拜托，让马祖姆达先生今天不要叫我跑步。”我恳求着，虽然不确定上帝是否听到了我的祷告，但一定有个圣人在等我。海滨大道堵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慈善可亲的塑像，底座上写着“我们的悲伤圣母”，我对着她的方向祈祷。就在那一刻，女孩从车窗上方相邻的便利位置，看见了我，我一睁开眼睛，便与她的目光相遇。

为什么那时会走海滨大道，我不得而知。我们通常会开车先上天桥，然后下到德霍比塔劳，或者经过教堂门，然后在“伊朗航空”标志处左转。

我们沿着海滨大道继续行驶，我看到一个公告牌，写着“尼克希尔·查干拉勒”。我之前都没注意到。除非是新立的，但标牌看起来并不新。难道是那个尼克希尔·查干拉勒吗？那个无情地捉弄我的六年级男生？标牌上注明他是个画家。那晚，我用笔记本电脑在谷歌上搜索，发现相貌非常匹配，果然就是他！他那时骨瘦如柴，现在壮实了一些。他的“近期作品”是一系列房间的图画——主要是卧室和起居室。房间空无一人，却充满了生活气息，床上有一个棋盘；沙发旁摆着西塔琴和塔布拉斯鼓；地毯上放着一罐可乐，地毯颜色鲜亮火红，让人心花怒放。

房间的视野可以看到大海——不太像孟买的海，因为色调太蓝。画作晕染得均匀恰当，宛若火苗徐徐燃烧。我全神贯注地看着，我当年一定以为自己才是六年级普通班里最“有名”，或者说艺术野心最强的人。

我有时还会回想起另一个同学——鲍尔迪。他经常颤抖着说：“来吧！”以此强调自己的各种观察发现。他是个幻想家，总是不断萌生各种渴望。“来吧！”

他的家庭非常富有，但无法给予他渴望的东西：女朋友、奢华派对、体育成绩、体现他真实智慧水平的漂亮分数。对于这些对象，他总是处于一阵阵的幻想之中。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沉迷于自慰，手淫是个不雅的词——一种类似打嗝儿或放屁的滑稽行为，只是比这些更禁忌，但也更必不可少。你不得不自慰，况且所有男孩都这么做过。对这类个体生态现象，这种单纯的欲望，女孩子并不了解。鲍尔迪发现了不少丹麦小型色情杂志，当时他年龄还挺小。有钱总是好办事。

我离开学校后，再未见过鲍尔迪。预备考试失败后，他只得早早退学了。我们一定用电话聊过天，因为我记得，他告诉我他进了一所补习学校，名为剑桥，很好笑，所有给后进生补习的学院都叫剑桥、牛津和哈佛。他很兴奋，因为那里有免费的空调开放：“凉快呀！”那时，我真的很烦他。现在，我总是用追忆的语气说起他，是因为他在二十多岁时，因过量服用可卡因而死。

我和拉姆不记得，我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鲍尔迪的腔调对话的。用他那颤抖的声音说：“来吧！”这完全是无意识的。有时候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魔障就会被打破。“该死，”拉姆说，“可怜的家伙。”其实鲍尔迪挺可爱的。他急切地想得到一切，才造成了这种后果。我们会说几句话告慰亡灵。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又会开始用颤音说话。我们不再认为那是鲍尔迪的专利。那成了一种原发的声音，让我们一起追溯相互陪伴的过往岁月，那种声音充满了“我们”的气息，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听到。

3

成长必然要有重大飞跃，就像你之前从没看懂过父母一样，不满十个月大时，你也不会明白镜中的小孩就是自己。意识到父母是人，父母和我们是相互独立的，父母曾经也是小孩，也不是一直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就是一次飞跃。到了十六七岁，你会明白父母终将逝去。并不是说你之前从未接触过死亡，但是在此之前，你早熟的思想就是无法接受父母必然去世的事实。之后你会明白，父母陪伴我们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十年，这是觉悟，并非预感。你再也不会深思感慨“爸爸妈妈终将死亡”，这会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没有什么好惊讶的。渐渐地，你会越来越明白，虽然人生中有各种各样一开始看似神奇的相遇，例如和父母相遇，和自己相遇，但是人本来就是孤独的，还将一直这样孤独下去。我的心智成长历程，大致就是如此。

我是我父亲身份的衍生品——乔杜里先生的儿子。这是我儿时早已习以为常的称呼。就像俱乐部人员的问候，“令尊近况如何？”

泰姬玛哈酒店外面人声鼎沸，之前这里是出租车司机的天下，他们曾大摆长龙候客，两年多前的那次恐怖袭击发生后，酒店出台了新的安保机制，所以变成了现在这样。说起那次恐怖袭击，至今让人不寒而栗。当时恐怖分子乘坐一艘小艇，从卡费广场附近登陆，一部分人来到阿波罗码头，持枪闯入大厅。为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现在所有进入酒店的人员随身携带的物品必须通过X光检测，手机要放在一个棺材状的小盘中经过检查才能通过安检。

官方还在讨论如何处置那名恐怖分子，虽然几个月前就已宣判了死刑。他在帕蒂海滩被发现时，还装死企图躲过逮捕。之后，他申请从宽处理，理由是“我还不想死”，求生的欲望非常强烈。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我不想活了。”

进入大门，大堂中心有沙发围成一圈，布置成觐见宫的样式，可供游客体验加冕仪式。之前的陈设有些可能已被毁坏。但对老游客来说，这种改变几乎微不可察；新游客眼中的泰姬玛哈酒店大厅，异常繁忙，仿佛浴火重生后的凤凰。

行经走廊上的每家餐厅，我都会给出自己的历史标记：“这是海港酒吧，之前我还真没意识到它的存在，直到斯特兰德书店的桑巴格在1993年带我和妻子去了那里，那次我们吃了麻辣龙虾”。“这是金龙餐厅，现在外观变了，我第一次用筷子就是在这里，但从来都没学会过。”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作家莎芭·德。不久之后，她把名字改成了萨布哈，嫁给了很崇敬我父亲的一个人。我们同住在一栋楼里，两家来往密切，经常互请吃饭。我最后一次到金龙餐厅是90年代，我婚后从牛津回来，那时父母住在加尔各答，但我们恰好在孟买相遇，父亲想带我们来这里叙叙旧，我预感这里价位太高，他或许负担不起。餐馆的老板一定还记得温文尔雅的父亲是一家大公司的CEO，尽管这早已成为过去，晚餐结束时，竟然分文未取。父亲高尚出众，赢得了他人的爱戴，我为之感到欣喜，即使在孟买这样健忘的城市，依然有人铭记人品的价值，即使父亲已经远走他乡，退休歇业，即使父亲因为印巴分治而放弃了过去的一切。

我出门左转，这里有许多客房。一切都悄然静寂。无人打扰。当时那场“恐怖游戏”持续了四天。人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躲藏、奔逃，甚至有人死去。

闭路电视播放着这样的镜头：持枪的男子，专注地盯守着；顾客和员工们在夜间悄悄转移。所有人都被困在了这里，围着这栋楼打转。闭路视频照明不足，把泰姬玛哈酒店拍得阴惨惨的，和泰姬陵遥相呼应，名副其实。在无法拍照的地方，人们蜷着身子，围困在这座大理石堆砌的坟墓里，被灰败阴暗、旷日持久的哀痛所围绕。

我看向四周，海洋休闲吧淡定悄然地恢复了原貌，种种改进无不低调内敛，令人难以察觉——但我面对的依然是残骸。

“需要我帮您把茶沏上吗？先生。”他站得笔直，姿势有点僵硬。

“买单，谢谢。”

“好的，先生。”

我对他说：“这里看起来真不错。”他自豪地点头。

“但员工好像都换了。”

“是的，先生。大部分都是新招的。”

“老员工都去哪儿了？”

“有的走了，”他犹豫了一会儿说道，“有的去世了。”

“去世了？”

“是的，先生。”他仔细打量我，顿了顿，脸上带着歉意。

“我知道了。是因为——”一阵沉默后，我问，“你在这里工作很久了吧，我以前也见过你。”

“三十年了。”他解释道，“我那天不在这儿。”

我准备离开时，他正站在马卡龙柜台边上。

“先生。”他说。

我停住了。

“我觉得以前见过您。”他腼腆地问道：“您在高级法院工作吗？”

我摇摇头：“多年前，我父亲经常来这儿。”

他似乎在努力回忆什么——突然睁大眼睛，问道：“乔杜里先生？”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像撞见了幽灵。这人的记忆是我们在这里留下的唯一痕迹了。

“是的，是我父亲。”

“都是好人，”他肯定的说。这迟来的肯定让我感到意外。

“先生和太太都是。”他又肯定的补充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