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在这个星期打开贝尔森集中营大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会为英国的士兵们感到如此的愤怒，”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理查德•丁布尔比于1945年4月19日告诫收音机前的听众，“在黑暗中，我穿过一具具的尸体，蹒跚前行，直到我听见一个非常微弱的、时断时续的呻吟声响起，我发现一个女孩躺在那里，她就是一具活着的骨架，很难猜测出她的年龄，因为她已经没有头发了。她的脸就像黄色的羊皮纸那样薄，上面只有两个洞，那就是她的眼睛……在她后面沿着走廊走到尽头的那个小棚屋里面，濒临死亡的人们正在抽搐，他们太虚弱了，甚至无法从地板上自己坐起来。”

那样的故事看起来似乎很陈腐。在20世纪里，我们已经习惯于纳粹大屠杀的场景，还有后来的从柬埔寨到波斯尼亚的针对平民的暴行。所以，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丁布尔比作为一名经验非常丰富的战地记者，在第一眼看到纳粹集中营的时候感到如此震惊。在整理他稿件的时候，中断了五次，并且告诉同事温福德•沃恩-托马斯：“你必须去亲眼看看它，但是你永远洗不掉你手上的气味，永远不要把这种污秽从你的头脑中清除出去。”托马斯从来没有看见丁布尔比如此愤怒，“这是一个新的丁布尔比，一个如此体面的男人因为看到了真正的邪恶才导致了这种变化”。

战争的胜利——不绝的恐慌

1945年贝尔森集中营的事件是前所未见的，因此让人震惊。它赋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种道德上的清晰界定，而这是1914—1918年的战争在20世纪20年代失去的东西，而且在那之后再也没有重新赢得过这种道德感。

1945年，战争是突然结束的，这主要是因为一种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新型武器，其威力远远比军用毒气和高爆炸药强大得多。

核威慑带来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即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导致整个人类的毁灭。在一定的时期之内，这种关于恶与善的完全的道德观，就像轴心国与同盟国的截然对立一样，将变得模糊不清。但是对于1945年之后的一代人而言，这种黑与白之间的摩尼教式[1]的划分将界定出对二战的认知，使一战的道德感更加模糊不清，仿佛进入了一个灰色的朦胧地带。

1946年间，普遍存在一种感觉，那就是认为虽然原子弹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也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感觉与日俱增。

美国有22名知识分子公开质疑，认为决定使用原子弹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其中包括雷因霍尔德•尼布尔等新教的神职人员。美国所进行的战略轰炸调查则更加激发了人们的怒火，因为当时的调查显示，即使不投放原子弹，即使不进入日本本土，日本也很可能会在1945年12月投降。

正义——罪行

《纽约客》杂志用了整整一期的版面，发表了新闻记者约翰•赫西所进行的秘密调查报告，这是通过六个幸存者的视角对广岛爆炸的毁灭性后果进行的调查。这一调查报告很快在世界范围内连载，并出版成为一本畅销书，同时还在美国广播公司和英国广播公司播出。赫西的《广岛》一书鲜明地揭示出广岛受害人的现实状况，卡特兹在一个社论中赞扬了赫西的描述，宣称投掷原子弹就是明明白白的一个“罪行”。

大批民众的死亡——作为一战留给那一代人的最可怕的遗产——在1945年已经因更大的罪恶而显得黯然失色了。52集中营、战犯审判和原子弹爆炸都提出了更为重要的道德层面的问题，那就是，是否人类本身就是对文明的最大威胁？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这个问题是一把双刃剑，战胜者不能逃避他们在大屠杀中默许的责任的争论，以及关于战略轰炸的道德标准，还有投掷原子弹问题都是如此。

但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战争罪行总体上仍然是归结于德国和日本这一方面的，这一观点仍然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这些国家才是最初的邪恶轴心。我们看到，美国、苏联和大不列颠王国都在使用这一概念，尽管它们使用的方式是不同的。为了证明它们在二战中是正义的一方，成功本身就被塑造成为道德，从而使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模棱两可的结束方式和道德上的模糊性形成了更加尖锐鲜明的对比。

英雄般的崛起——英国的不堪重负

在三个战胜大国之中，英国对于战争的态度介于苏联和美国之间。在美国人看来，这场战争的积极性非常明显，而英国则以更大的怀旧之情来看待这场战争，因此对人们的回报也更加慷慨。在苏联，战争神话成为塑造国家认同的一个基础，但是这一切发生得极为迅速和明确。

进入20世纪50年代，关于英国是福利国家的说法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纳粹党人曾经用“福利国家”这个词来攻击魏玛共和国，但这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和战争期间被英国拾起，成为这一迷恋于权力的专制的“福利国家”的反义词：构建一个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关注于公众福利且权力有限的政府。只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工党政府的统治之下，福利国家才意味着中央指导，高额的公共开销，以此推进公众的福利。这很快成为一种标准的用法，尽管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时期，政府宣传的论调并不一样。

“无论需要多少的费用，我们都必须拥有这件武器”，“我们必须让鲜艳的英国国旗在其上端飘扬”。英国备受瞩目的帝国撤退战略，特别是1947—1948年在印度和巴勒斯坦地区的退出，并没有偏离英国对其他地区基本的承诺，两党都力图保持英国在非洲、中东和比较关键的东南亚国家如马来亚等国的地位。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巨大的财政负担。1953年，国防费用占到了国家总收入的9.3%，而社会保障支出只占到了5.6%。必须承认的是，这发生在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之后，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防支出的比重才恢复到了1914年之前的水平。

虽然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现实的急剧变化促使白厅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胜利的取得坚定了英国的一个基本假设，即英国还是一个世界强国。

逐渐浮现的阴影

1945年取得的胜利，是对显而易见的罪恶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英国在其中扮演了英雄般的角色，这与1918年的经历是完全不同的。1945年之后的20年间，借助于二战带来的荣耀，英国一直都存有或多或少的满足感。只是在这一光环开始黯然失色的时候，对于1939—1945年的态度才开始发生了转变。1914—1918年终于得以从这一阴影中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