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宝明

写这篇小文，完全是被荷兰学者任博德的《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一书撩拨起来的。笔者将围绕阅读对象所关涉的三个关键词说起：人文学、历史、科学。容易理解，这个解读也正合题中之义：诗意栖居无非是关乎人类的命题；馆舍则不越历史的时段；至于如何搭建，这也就是书名昭示的“被遗忘的科学”之“科学”了。以上算是“破题”。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是要一一解答以上三个关键词，重点是在“搭建”上—毕竟，这是一个关乎学科合法性的元命题。进一步说，人文学何以“科学”乃是其存在的依据和理由，这也是人文学者无法回避的话题。

在碎片化阅读盛行的时代，要将一部洋洋四十余万字的论著读完是需要一点耐性的。好在作者的写作很接地气，第一章就开宗明义：“我将在本书中证明从古至今的人文学者如何处理他们的材料（语言、文本、音乐、文学、戏剧和艺术），以及他们认为他们能够从中得出什么结论。我要强调，或许不必要，人文学的历史并非关于音乐、艺术或者文学的历史，而是关于音乐学、艺术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历史。这种历史始于最早的人文活动在古代的诞生。”（2页）对这一辩证，笔者在《诗意的人文与人文学的失意》一文中已经有所辨析（见《读书》二零一七年第十期），这里不再赘言。在此，笔者更想强调或者说重复的是，人文（关怀）星光灿烂、诗意纷飞，而且先于寥若晨星、厚积薄发的人文学。这是一部针对“人文学通史依旧‘曝光不足’”（4页）的填补之作，回到中国人文与人文学的现场，一句“伤人乎”（《论语·乡党》）的质询充盈着满满的人文元素；同样，那句“小子何莫学夫诗”（《论语·阳货》）的追问更是满载着一舟人文星辉。撇开孔老夫子的这一“诗学”理论算不算“人文学历史的基本元素”这一命题，事实却是：任博德恰恰将司马迁“设计”的“一种同时关乎历史编纂学与诗学的叙事方案”（5页）算成了中国人文学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