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默

“智者”阿尔方索十世和他的时代

公元711年，一支由北非柏柏尔人、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军队入侵伊比利亚半岛，占领了半岛的很大一部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争斗拉开了序幕，并持续了上千年。占据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也被称为摩尔人，他们使用各种手段迫使居民皈依伊斯兰教，但仍有一部分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坚持自己的信仰。除了武力争斗，三种文化之间也出现了一定的交流和融合，除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阿拉伯乐器和歌唱方式也让欧洲人开阔了新视野。

到了13世纪，在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王国的阿尔方索十世（Alfonso X，1221-1284）的统治期间，形势发生了变化。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在军事上取得了对摩尔人的胜利，收复了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将后者赶至半岛最南端格拉纳达。阿尔方索十世的政治雄心不止于此，他还想当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母亲是斯瓦比亚的比阿特丽斯，因此他有一半日耳曼血统）。然而，由于他触犯了贵族们的利益，许多贵族，甚至他的一个儿子，发动武装反叛。最终，他于1282年被罢黜，两年后死于软禁中。

尽管阿尔方索十世没有在政治上实现他的目标，但他在文化上统一了自己的国家。他是一位开明的君主，采取了宗教宽容的政策，他的宫廷有许多阿拉伯、犹太和基督徒学者。阿尔方索十世本人十分喜爱文学，他用强力的政治手段，引入卡斯蒂利亚语作为新的统一的国家语言，并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学会和理解，从而打破修道院对知识的垄断。尽管阿尔方索十世本人没有直接写作，但在他的指导下，这些学者编纂了历史、法律、医学、天文学、矿物学、甚至棋艺方面的卡斯蒂利亚语书籍。因此，阿尔方索十世在历史上被尊称为“智者”（el Sabio），也可以说是人文主义的先驱之一。

《圣母玛利亚坎蒂加》手稿

在“智者”阿尔方索十世指导实现的文化成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编纂于从1270年至他去世期间的《圣母玛利亚坎蒂加》（Cantigas de Santa Maria，以下简称《坎蒂加》）。Cantiga（也写做cantica，或cantar）相当于法语的canso，是一种用本地语（相对于拉丁语）演唱的宫廷歌曲。

在中世纪，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十分盛行，甚至超过了对基督耶稣的崇拜，因此，出现了大量赞美圣母善行和奇迹的故事、诗歌和音乐。《坎蒂加》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这部歌曲集现存于四部手稿中，总共包括400多首歌曲。这四部手稿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两部现存于马德里郊外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图书馆，一部编号为b.I.2的称为“主抄本”（codice princeps），一般缩写为[E]，一部编号为T.j.1的称为“富抄本”（codice rico），一般缩写为[T]。现存于佛罗伦萨国家中央图书馆的一部称为“佛罗伦萨抄本”（the Florence codex），缩写为[F]。第四部称为“托莱多抄本”（the Toledo codex），现存于马德里国家图书馆，缩写为[To]。

[E] 抄本在西班牙也被称为“音乐家抄本”，也是最有名气的一部。它包括前言和417首坎蒂加，其中9首是重复的，只略有小的变化。由于它包括的坎蒂加数量最多，学者们一般采用这部手稿的编号，记作CSM。[T]抄本包括前言和195首坎蒂加（原有203首，但是8首已经遗失），大致相当于[E]的前半部分。[F]只包括104首坎蒂加的歌词，大多数存在于[E]的后半部分，但顺序完全不同。[F]一直没有完成，有划好的谱线，但是没有音乐。有学者认为[T]和[F]同属于一部两卷本的抄本。[To]包括129首坎蒂加，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四部手稿中最晚的，可能抄于14世纪早期，也有的学者认为它是现存最早的，不晚于1280年。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E]、[T]和[F]三部手稿包含了大量的微型画。除了第一幅描绘了被廷臣、游吟诗人和器乐演奏家围绕的阿尔方索十世，[E]抄本包括40幅描绘音乐家演奏乐器的微型画，这为我们研究《坎蒂加》乃至中世纪乐器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图像学资料。这些乐器超过30种，包括弓弦乐器、弹拨乐器、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有些乐器起源于阿拉伯，此外，从微型画中人物的肤色和服饰，可以得知阿拉伯人、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在阿尔方索十世宫廷中和平地处于一堂，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开明盛世和文化融合。[T]抄本包含的微型画多达1262幅；虽然[F]抄本没有音乐，但是每首坎蒂加都配有一至两页清晰描述故事情节的微型画，它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风貌。

《坎蒂加》的文本

奇怪的是，《坎蒂加》的文本并没有使用前述的卡斯蒂利亚语，而是加利西亚-葡萄牙语。当时（直到15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诗歌使用的最受欢迎的语言是加利西亚-葡萄牙语，一种西北地区罗曼语方言。这种方言的诗歌创作传统十分繁荣，也受到普罗旺斯地区游吟诗人的影响。阿尔方索十世幼年时期在加利西亚接受教育，他对诗歌、音乐和视觉艺术都很感兴趣，他本人也是一位诗人和音乐家，成年后用加利西亚-葡萄牙语创作了不少爱情和讽刺诗歌。因此，他指导编纂的《坎蒂加》使用加利西亚-葡萄牙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坎蒂加》中的众多诗歌分为两种：奇迹坎蒂加（Cantigas de miragre）和赞美坎蒂加（Cantiga de loor）。前者叙述了圣母玛利亚的奇迹和她惩恶扬善的事迹，后者是对圣母的赞美诗（hymn），体现了教徒们发自内心的宗教感情。在[E]抄本中，这些坎蒂加按照严格的顺序排列。除了前言，每十首分成一组，前九首是奇迹坎蒂加，第十首为赞美坎蒂加。《坎蒂加》中的前100个故事在欧洲流传的圣母奇迹故事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物，也许阿尔方索十世决定扩大规模，后面的故事增加了大量卡斯蒂利亚本地的成分。

奇迹坎蒂加的内容极其丰富有趣，反映了西欧圣母崇拜的传统，特别是圣母对社会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的特殊关怀。乞丐、瘸子、小偷甚至谋杀犯，只要呼唤圣母的名字并真心忏悔，就能获得圣母的眷顾和恩赐，逢凶化吉。例如，CSM No.213里，一个男人杀死了自己不忠的妻子并向仇家寻仇，在被处死之际呼唤了圣母玛利亚，获得了解救。CSM No.322里，一个男人几个星期不能进食，原来是一块兔骨头卡在喉咙里，他在圣母节日时开始呕吐，之后又能进食了。CSM No. 201中，一个受魔鬼诱惑的未婚贵族少女与教父通奸，生下三个孩子后把他们全部杀死，在绝望中她用匕首和毒蜘蛛自杀，死前向圣母祈祷，却奇迹般地获救了，最终成了一名道德高尚的修女。如果有人亵渎冒犯了圣母，必将受到圣母的严惩。例如，在一个故事里，一名神父把圣母祭坛前的祭坛布偷回去做了条内裤，圣母就惩罚他，让他的腿长错了方向。

编号带有罗马数字X（十）的赞美坎蒂加，也许是为了提醒我们圣母之子耶稣的希腊语名字也是以同样的字母开始的，也许是提醒我们“十”是个完美的数字。总之，这种赞美坎蒂加的文本、声响和含义都非常特殊。例如，CSM No. 10《玫瑰之玫瑰》（Rosa Das Rosas），以阿尔方索十世本人的第一人称来赞美圣母：“玫瑰之玫瑰，百花之花，女人之女人，众王之王。”据说这首歌是阿尔方索十世亲自创作的，带有12世纪游吟诗人抒情诗传统的典型特征。

《坎蒂加》的音乐

《坎蒂加》的音乐与它的故事文本一样多姿多彩。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单声部的坎蒂加是来自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音乐体裁的混合物。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巴黎圣母院乐派的孔杜克图斯、继叙咏和经文歌，法国北方的游唱歌体（lai），南方普罗旺斯游吟诗人歌曲，同时期法国维勒莱（virelai），加利西亚和卡斯蒂利亚本地的爱之歌（cantiga d’amigo）和舞蹈歌曲，甚至阿拉伯音乐的影响。

《坎蒂加》中的诗歌每一行的长度（4到16个音节）和每个诗节的行数变化都很大，但它们大部分都是相似的，都具有叠句（refrain）和韵脚，并带有跨行连续（enjambment）的特点。摩尔人的诗歌zajal（意为“快乐的噪音”）也带有这些特征。究竟是坎蒂加受到zajal的影响，还是反过来，或者两者是同时发展的，这现在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在音乐上，几乎所有坎蒂加都采用维勒莱的曲式结构，例如AB CCAB AB，AB BBAB AB等。学者们一般认为叠句是合唱的，而诗节是独唱的，尽管手稿中并没有这样清晰的指示。

《坎蒂加》的旋律以多利亚和混合利第亚调式为主。与许多中世纪音乐一样，在改编成现代乐谱和表演时，它的方块记谱法带来了节奏、节拍和花唱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许多坎蒂加中，同时使用二拍子和三拍子的节奏，按照当时的有量音乐理论，三拍子是完全拍，代表圣三一；二拍子是不完全拍，代表世俗。这种特殊性与交替使用有量记谱法和调式记谱法的混合形式带来的诠释问题，只能由诠释者的主观音乐感觉来解决了。

《坎蒂加》的另一个音乐诠释问题就是乐器的使用。前面我们讲到过手稿[E]中包括40幅器乐表演的微型画，在这些微型画中，有27对音乐家演奏同样的乐器，7对演奏不同的乐器，还有6个独奏者和一个演奏两对不同乐器的四重奏。并在手稿[T]中出现了两名小号手为一组12个舞蹈家伴奏的微型画。很有可能这些微型画只是列举展示不同种类的乐器，而非具体指出某一首歌曲应当使用哪些乐器。

多种风格并存，也是《坎蒂加》表演诠释多样化的原因之一。从微型画中出现的阿拉伯乐器和演奏者中的摩尔人来看，安达卢西亚-阿拉伯音乐风格很有可能存在于《坎蒂加》中。许多最后一代普罗旺斯游吟诗人因为躲避阿尔比十字军的压迫和屠戮，逃到了阿尔方索十世的宫廷中，并得到了他的庇护。著名的游吟诗人圭罗·雷奎埃尔（Guiraut Riquier，约1230-1300）就是其中之一。有些坎蒂加可能取材于朝圣者歌曲，这些来源就更加复杂了。

录音精选

《坎蒂加》音乐的丰富性和表演方式的多样性，吸引了大量音乐表演艺术团体。它的数以百计的录音即使不是汗牛充栋，也能让人目不暇接。其中最令人兴奋的是，Eduardo Paniagua带领的“古代音乐团”（Grupo de Música Antigua）从1994年起就开始了录制全部400多首坎蒂加的壮举。截止到2017年，他们已经录制了近40张《坎蒂加》专辑。这些专辑有的以地名命名，如《托莱多坎蒂加》（Cantigas de Toledo），有的按照某种主题命名，如《圣母传略》（La Vida de María）。如果读者没有时间全部领略，这里推荐聆听的是2CD精选集《坎蒂加杰作》（Obras Maestras de las Cantigas，Sony Classical "Hispánica" S2K 60 580，1998）。Paniagua是土生土长的西班牙人，还是古代安达卢西亚音乐专家。他的录音特别重视展现阿拉伯风格，合作者包括了许多摩洛哥歌手和器乐家，在基本旋律型、节奏和节拍、装饰音和乐器选择上，均有独特的见解。专辑的音响效果也属上乘。

Winsome Evans领导的“文艺复兴演奏家”乐团（The Renaissance Players），是一个澳大利亚早期音乐团体。他们重视音乐学的研究进展，并体现在他们的录音中（唱片说明书具有论文一般的深度和新观点）。他们的获奖录音《光之鉴》（Mirror of Light，Walsingham WAL 8035-2，1996）特意加入了当时伊比利亚半岛犹太人（Sephard）的音乐风格，例如女声独唱和竖琴伴奏。目前该团共录制了5张《坎蒂加》唱片。

《坎蒂加》不但为我们提供了记谱法、歌曲体裁和乐器等丰富的中世纪音乐资料，它的文本和微型画也提供了中世纪宗教惯例、民俗、家庭生活、军事、商业、农业、医学等大量信息，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中世纪百科全书。《坎蒂加》体现的文化融合预示着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兴起，“智者”阿尔方索十世的时代也堪称13世纪的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