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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谁塑造了我们·第一季”音频课。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今天将由我来为大家讲述韩愈以及他的贡献，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讲，我将为大家讲述韩愈的精神抱负。

藩镇割据与诸多社会问题

韩愈不是一味沉浸神冥的玄思之士，而是积极关注现实，有着强烈淑世之心的士君子。他面对时代困局，勇于敢为，不尚空谈。他的好朋友张籍，曾经很恳切地劝他，要抓紧时间到安静的书斋里，把自己的思想形诸著述。但韩愈对此不以为意，他说“化当世莫若口，传来世莫若书”，意思是著书立说，不过是实现个人思想的传世不朽，但真正要对当世发生影响，著书立说显然见效就太慢了。在《进学解》中，他说自己“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这种勇于承担的气魄，继承了孟子的大丈夫之勇。韩愈的忧世之念何以如此强烈？他遇到了什么样的时代困局？他为什么感到自己对挽救这个困局富有如此紧迫的责任？

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社会矛盾丛生、思想领域儒道衰微。大唐帝国在开国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国势强盛、经济文化繁荣，然而安史之乱让唐王朝由盛转衰；战乱平定后，唐王朝开始面对藩镇割据、经济凋敝、危机四伏的局面。唐德宗希望平定藩镇之乱，反倒被朱泚逼迫，逃到奉天，在翰林学士陆贽的建议下，下诏罪己。这篇诏书出自陆贽之手，言辞非常恳切，德宗检讨自己“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天谴于上而人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辱于祖宗，下负于黎庶，痛心靦貌，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深谷”。据说许多武将读后，都感动落泪，开始愿意帮助朝廷平定叛乱。经过奉天之难，唐德宗再也不敢对藩镇轻举妄动。他在位时，面对强悍跋扈的藩镇，有人甚至提出要恢复古代分封诸侯的封建制。

面对这种论调，柳宗元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封建论》坚决加以驳斥，力倡郡县制，认为不能通过回到封建制来解决现实问题。但是，如何有效地加强中央的统治力量，时人也并没有很有效的办法，只能继续维持“姑息之政”，所谓“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资治通鉴》）意思是中央朝廷，对于藩镇的割据，完全无力左右和控制。

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形势（图片来自网络）

不仅藩镇问题痼疾难去，唐王朝还面临许多治理上的困境，例如经济凋敝、财政窘迫。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呢？很多人想到要去强化制度和法治。杜佑编纂了二百卷的《通典》，书中汇编了文献中记载的历代制度施设，这就是为当代的制度建设做参考与借鉴。杜佑和柳宗元等人还提出要探索“理道”，就是治理之道，柳宗元的思想就有很强的法家色彩。但是，制度是万能的吗？显然不是，制度再完备，人心溃散，缺少道德意识，也是很危险的。

攘斥佛老

在诸多社会矛盾拙于应对的同时，佛教和道教的社会影响在显著增强。道教自初盛唐以来，一直受到统治者的提倡，安史之乱中，唐肃宗信任道士李泌，其后道教的影响一直颇为显著。佛教传入中国，在唐朝以前已经经历长期的中国化进程，初盛唐时期，唐王朝对佛教可以实行有效的管理，出家必须拥有度牒，度牒发放的数量有严格的控制。

但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面对财政匮乏，通过大规模出卖度牒来筹集资金，到肃宗朝，卖度牒成为朝廷的国策，这就令僧人的数量急剧增长。虽然这里面有不少人购买度牒，只是为了逃避纳税，并不真正参加宗教法事，但总体上还是让佛教的队伍迅速扩大，对此唐王朝的管理是失控的。李德裕曾在奏议中说，如果对此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来禁止，江淮以南将失去六十万丁壮的赋税（《王智兴度僧尼状》），这说的是纳税人少了，其实意思就是这些僧侣都脱离了唐王朝的管理。僧人数量的膨胀，刺激了佛教组织化的发展，唐代洪州的百丈怀海禅师（720-814），创立了《禅门规式》，成为其后历代寺院的基本制度，这些都说明，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组织的存在，在安史之乱以后有了很大发展，更多地脱离了唐王朝的制度控制。在社会影响增强的同时，战乱和动荡的时势，也增强了佛、老教义对人心的吸引力。

韩愈也像他同时代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期望积极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他亲身经历藩镇跋扈的动乱血腥之痛，早年因躲避战乱，不得不全家迁居宣城；他入董晋幕府，董晋刚刚去世，就发生叛乱。因此，他坚决支持削藩，宪宗时亲身参与平定淮西叛乱的战争。然而身为一名儒者，他认为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儒道的衰微；因此，他一反当时道教流行、士大夫普遍信佛的潮流，明确而坚定地排斥佛、老二教。

站在文化多元的立场上看，韩愈的攘斥佛、老，是偏激的，然而要理解他这一态度，就要回到他的思想渊源和时代背景。如上所述，面对中唐社会的百弊丛生，韩愈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渴望解决社会矛盾，因此佛、老的出世主义，是他绝对不能赞成的。其家族浓厚的崇儒传统，也强化了他对佛、老出世的反感。从时代背景上看，安史之乱后不断深化的夷夏思考，激发了士大夫继承华夏文明、立足本民族自身传统解决现实问题的愿望，韩愈弘扬儒道、攘斥佛老，也呈现出追求民族文化自觉的意涵。

唐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初盛唐时期，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态度，总体上比较开放和包容。统治者并无严格的夷夏之别观念，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前期大量少数民族迁入中原地区，少数民族的将领、士兵成为唐代军队的重要构成。“安史之乱”让胡汉矛盾陡然加剧，这场持续八年的叛乱，并不是封建王朝内部的一般动乱、农民起义，它呈现出尖锐的民族矛盾。唐朝前期的武将，大多都不是汉族人，造反的安禄山，其父是粟特人，其母是突厥人，他自称“营州杂种胡”。安史叛军长驱中原，中原士人就目之为胡人的侵伐，杜甫在诗中说“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这场残酷的战争，让当时的人，特别是汉族士大夫深刻感受到胡族侵略者的残暴，杜甫诗中说“四万义军同日死，血作陈陶泽中水”。唐王朝为了平叛，曾向回纥借救兵，回纥出兵虽然帮唐王朝驱赶了安史叛军，但回纥兵又在长安城大肆劫掠。吐蕃也在这个时候趁火打劫。

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图片来自网络）

胡族的离心离德，强化了民族矛盾，激发了强烈的夷夏之防意识。唐朝士人认为戎狄无亲，异族的铁蹄，导致中原涂炭，华夏文明受到摧残。活跃在德宗朝的李绛就提到安史乱后国学凋敝的惨状：“顷自羯胡乱华，乘舆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离，儒硕解散，国学毁废。”他们期望被胡族武力破坏的正常生活恢复起来。他们还希望把胡族文化上的侵蚀清理干净，白居易《新乐府》中的《法曲》就说“法曲法曲合夷歌，夷声邪乱华声和……一从胡曲相参错，不辨兴衰与哀乐。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相交侵。”意思是让华夏正音不要被夷歌夷声淆乱，要维护华夏文化的纯正。这些都是强烈的夷夏之防的体现。

韩愈对儒道的弘扬，正呼应了这种维护华夏文化传统的渴望，而且他把这种渴望做了更深刻的思想推进。他不是简单而狭隘地拘守旧传统，而是对儒道做出深刻的创变，令其重振思想生机，从而赋予华夏文明以新的生命力。

好，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们将集中分析，韩愈对儒学转型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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