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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刘宁研究员。上一讲，我们着重介绍了韩愈的历史地位、家世生平、精神抱负，这一讲我们要着重介绍韩愈对儒学转型、对宋明理学形成的巨大贡献。

重新激活儒学

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贡献，是重新激活儒学，使儒学成为拥有新思想内涵的“新儒学”。这里所说的“新儒学”，指宋明理学。宋明时期的儒家思想相对于先秦儒学、汉唐儒学，在思想论题、核心概念、精神理路上，都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故称“新儒学”。美国学者陈荣捷认为“新儒学”这个概念最初来自传教士，17世纪天主教传教士来华，见宋明儒学与孔孟之学不同，因仿西方哲学历史之进程而称之为“新儒学。”上世纪20年代，冯友兰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下册中，以“新儒家”来指称宋明理学，自此之后，以“新儒家”、“新儒学”来指称“宋明理学”的用法逐渐增多。“新儒学”这个概念强调了宋明儒学显著的思想新变，这种新变主要体现在对儒学宇宙论、本体论、心性功夫论的深入探索，而韩愈对此有着重要的发明倡导之功。

要了解韩愈的思想贡献，就要集中研读他的一组重要文章“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这组文章的具体创作时间，学界尚无定论，但多数意见认为是贞元二十一年夏秋之际，他从贬谪之地阳山遇赦北归，途中在郴州停留了三个月。这段时间他沉潜写作，“五原”即创作于此时。这组文章的文体非常独特，其标题中的“原”，明人徐师曾的解释很准确，是“推其本原之义以示人”（《文体明辨》），意即探讨道、毁、性、人、鬼的本原之义。在韩愈之前，《淮南子》有《原道训》，《文心雕龙》有《原道篇》，表面看起来，和韩愈的《原道》类似，但从具体内容看，差别是很明显的。《淮南子·原道训》之“原道”，是“本道根真”之义，即天地万物皆以道为本；《文心雕龙·原道》之所谓“原道”，同样是“以道为本原”之义，天地万物之文，与人所创造的语言文章之文，都原于道，是“道之文”。这两者与韩愈《原道》探求“道”之本原有明显不同。“五原”表现出对儒学核心概念和重要论题的反思。

《原道》是“五原”首篇，集中表达了韩愈对儒学的核心思考。文章虽然不长，但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宋道学家程颐称此文有着“许大见识”，高度肯定其中卓越的见解。

将儒家之道抽象化

《原道》的开篇，用非常独特的“定名”与“虚位”说，凸显了“道”这一概念的抽象意义。其文云：“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这里，对“道”的理解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上，是颇为独特的，它为后来的宋代儒学家探索道德形上学，打开了方向。

先秦儒学和汉唐儒学，都注重人伦道德的提倡，但对道德的形上学探索，比较薄弱。先秦时期孔子论“道”，如“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也”，这主要是在人伦实践的层面上讲，“道”是他所提倡的人伦道德原则的整全的综合。他很少离开具体的人伦实践，去谈抽象的道，例如他的学生子贡就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柳公权《原道碑》（图片来自网络）

孟子继承了孔子论道的实践性品格，同时他关注心性修养问题，因而所论之道，包含了心性修养的内容。孔孟论“道”，都不太强调形上的层面；荀子注重礼法，注重知识论，因此他论“道”，带有追求客观真理的意味，并非纯粹的道德形上学。先秦道家所论之“道”，具有超越和形上的内涵，汉唐时期，儒家多借鉴道家的“道”论来构建天道体系，例如董仲舒的天道思想就可以看到道家的影响，但这与对道德本身做形上学反思是不同的。

韩愈提出“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这里所说的“道”具有很强的抽象含义，这种含义是在与佛、老之道的对比之中揭示出来的。韩愈认为儒家和佛老各有其“道”，佛老之“道”，是“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韩愈同时将“仁义”确立为儒道的根本内涵，所谓：“吾所谓道，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而佛老之所谓“道”，是“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以仁义为核心的儒道，与佛老之道判然有别。

韩愈对儒道的思考，是在攘斥佛老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儒道自觉，他所说的儒家之“道”，超越了儒家具体的伦理道德原则，而表现出抽象统一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当然还不能等同于对儒学的形而上思考，离后世宋儒深刻的儒家形上学思考，还有显著的距离，但为宋儒的探索开辟了方向。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韩愈明确强调“仁义”是“道”的内涵，这就使得儒学的超越性形上思考，可以紧紧植根于道德伦常，而不必像汉唐儒学那样去依傍道家的形上思想资源，这也才能真正开启道德形上学探索的道路。

宋儒对儒学宇宙论、本体论的探索更趋精深，他们对韩愈这方面的粗疏很不满意，但也充分肯定他在《原道》中将仁义确立为“道”之定名的卓识。程氏兄弟就说：“韩退之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此言却好，只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便乱说”。意思就是，韩愈所说的“定名”和“虚位”，对“道”的形上意涵思考得很粗疏，但他强调“道”的仁义道德属性，是很正确的。韩愈《原道》表达对“道”的自觉，以“仁义”为“道”的根本，这影响了宋儒主要的思想方向，对“道”的思考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内容，“理学”在历史上更通用的称呼就是“道学”。

强化儒家精神与制度的深刻联系

《原道》还指出，以仁义为本的儒道，并不是一些抽象的精神概念，而是一整套具体的政治礼乐文化制度，所谓“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这些社会文化制度，也是儒家和消极避世的佛老根本区别所在。

韩愈《鹦鹉赋》清代拓片（图片来自网络）

《原道》更值得关注的是，它指出儒家的制度文化和其所提倡的“仁义”是紧密联系的。儒家一切入世有为的建构，其目的都是建立一种“相生养”之道，是“博爱之谓仁”的体现，他说：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

意思是说，圣人要帮助人们解决切实的生活需要，解除他们的痛苦。先王基于仁爱而建设的一整套制度文化，可以让人身心安顿，“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韩愈认为，圣人与后世的君王，与其臣民之间，是在“相生养”原则下联系起来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原道》中这样写道：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这里的“诛”，是“求”的意思，并非血腥的“诛杀”。韩愈更多地从社会分工的差异来阐发君臣职责。对于君臣关系中等级与专制的一面，韩愈并没有明确的批评，近代严复就曾著《辟韩》，对韩愈维护君主之专制颇为不满。但韩愈在其所处的时代，很难去设想君主制以外的制度，不能对君主制形成更深入的批评，这当然是他的局限，但他对君臣关系之“相生养”一面的强调，对仁爱精神的强化，仍然很有积极的意义。

韩愈不仅用“相生养”的仁义之道来阐释儒家的制度，更通过建立道统，来实现道统与政统的新统一。在《原道》中，他构建了儒道的统系：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

道统之说，先秦儒家已经开始提出，孟子就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韩愈所提倡的道统，突出了孟子的重要性，同时包含着道统与政统合一的特点。“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自汉代以来，历代统治者都要通过政统的树立来证明自身的政治合法性，而汉唐所流行的政统论，是以董仲舒所发挥的公羊家文质论，以及邹衍五德终始说为核心来建构，以天道循环来为政权提供证明。韩愈的道统说，则是要以道统为本，以仁德为核心来确立政统，这无疑是对传统政统观的变化。

《原道》的儒道自觉、道统说，强化了儒家制度和精神的深刻联系。虽然无论是仁义之说，还是礼乐制度，都不是全新的内容，但韩愈将这些内容，做出新的组织，由此赋予儒学思想以新的理论关怀。

好的，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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