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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这一讲我们继续介绍韩愈对儒学转型、对宋明理学形成的巨大贡献。

对孟子心性传统的发扬

《原道》中还有一个“许大见识”，是极可注意的，那就是对孟子心性传统的发扬。在谈到道统时，韩愈说“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这就是说，儒道完整的传承，到孟子就结束了，荀子和扬雄的儒学都不醇正。这就说明，韩愈很重视孟、荀儒学的差异。孟子主性善，强调儒道的履践，要立足于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而荀子主性恶，强调礼乐的“化性起伪”。韩愈强调“博爱之谓仁”，以仁义为儒学根本，这就和孟子的仁学十分接近；他强调先王的制度施舍，是出于“相生养”的目的，也和孟子的“仁政”思想一致。因此，《原道》是有很强的孟学色彩。

“五原”中的《原毁》，也可以看到韩愈所受的孟学影响。这篇文章流传甚广，内容是批评时人不能成人之美，见人之善，热衷相互诋毁的恶劣风气。文章说古之君子，见贤思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今之君子”则恰恰相反，对人要求苛刻，而疏于自律，所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意思是对待自己要求很低，连一般人的标准也达不到；而对待别人，则百般苛刻，恨不能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韩愈对这样的作风深感忧虑。这篇文章就是在谈儒家的道德自励。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就是说不要抱怨他人，而要多要求自己。孟子接续和发展了孔子的道德自励，强调道德履践的责任与担当。韩愈所忧虑的“今之众人”，正是缺少自律、缺少担当的懦夫。

韩愈为什么会对接续孟学有如此强烈的关注？正如前面讲到的，中唐时代，许多士人希望通过加强制度和法治来解救时弊，韩愈认为不能光靠法制来解决问题，要弘扬儒道，讲求道德，但道德不能是空洞的教条，韩愈意识到人之于道德、之于社会的重要意义。道德的实践者是人，而孟子的学说，恰恰是注重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这是韩愈弘扬儒道而着力于接续孟学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和韩愈之于中国文化的一大卓越贡献，即弘扬师道，有密切的关系，对此我们在后面会着重分析。

潮州韩愈纪念馆（图片来自网络）

“五原”中的《原性》《原鬼》则是在回应佛、道之挑战中，阐发以仁义为本的人性论与鬼神观。韩愈在《原性》中讨论人性问题，提出“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意思是性有上、中、下三品，上品天生性善，下品天生性恶，中品善恶相混，可上可下。韩愈进一步说，性的内涵是“仁义礼智信”：“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这里的“一”，是指“仁”，意思是具有上品人性的人，以仁为主而兼具其他四种德行；中品之人，或者缺少“仁”或者稍微违背“仁”，其他四种德行也混杂不纯；下品之人，违反“仁”，也背离其他四种德行。

在韩愈之前，儒家有丰富的人性讨论，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提出性善说，荀子提出性恶说，汉代扬雄提出性善恶相混。董仲舒和王充提出性三品说，董仲舒将人性区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王充将人性区分为中人以上、中人和中人以下三品。韩愈以三品言性，和上述这些人的讨论都有不同。他通过确立上品之性的不可变易，突出了人性之善的绝对性。韩愈虽然接续了孟子性善论的理论旨趣，但他仍然对孟子之说提出批评，并将其与荀子性恶、扬雄性善恶混之说，一同归于对中品之性的言说，认为“三子之言性也，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这种不满的原因在于，孟子虽主性善，但多次谈到善端遗失所造成的后天之恶，主张求其放心。在韩愈看来，孟子所谈的善端是会变化的，其所论之性善，是会变化的善。主张性恶论的荀子，认为后天的学习、教化，可以改变先天之性恶，实现“化性起伪”，因此对于荀子来说，性恶也是可以变化的。可变的善，与可变的恶，都只能是中品之性的特点，所谓“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恶；扬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恶混。夫始善而进恶，与始恶而进善，与始也混而今也善恶，皆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因此，韩愈通过三品言性中的上品之善可以进一步提出不可变易的善性，这就更突出了人性之善的绝对性。

《原人》与《原鬼》体现了韩愈对人的重视，他在《原人》中说：“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人是世间万物的核心，圣人治理天下，人是其关注的焦点，所谓“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在《原鬼》中，他认为鬼是存在的，但是给人间带来灾祸的鬼，其实是由人的不当行为所招致的，所谓“民有忤于天，有违于民，有爽于物，逆于伦而感于气，于是乎鬼有形于形，有凭于声以应之，而下殃祸焉，皆民之为之也。”

开启宋明理学

韩愈强调了人在天道、社会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强调了人的道德能动力量对于儒家思想的核心意义。他的儒道自觉，对孟学的关注，对人性论等问题的再思考，都启发了宋明理学的新方向。

当然，韩愈在形上学探讨、身心修养等方面的工作，还比较粗梳，受到宋人许多批评。例如，朱熹批评他：“《原道》中说得仁义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践履玩味，故见得不精微细密。”（《朱子语类》）这并非苛责。但是，韩愈对于宋明理学，其思想上的创辟之功是不容置疑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韩愈对儒道的一整套新思考，是否受到佛教的启发？这个问题存在较多的争议，事实上，韩愈排佛的态度非常鲜明坚定，说他对佛教有主动的吸取和接受，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他是在夷夏矛盾、攘斥佛老的激发下弘扬儒道，因此他对儒学的反思与重构，就有来自佛教的反向激发。例如，他的道统说，其间的传承谱系，虽然儒家历史上有类似说法，但与禅宗法统说相互参照，也可以更好理解其建构的特点。他发明儒道的论证形式，与禅宗互参，也有其独具的匠心。

总之，韩愈以他的“许大见识”，将儒学创新而为“新儒学”，使古老的思想传统重新焕发生机。

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们将着重分析韩愈弘扬师道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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