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集讲过，曾国藩当了两江总督，仍然是非常清廉，因此我们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清官，但是曾国藩这个清官，他跟普通的清官不一样，别的清官他不光他自己穷，他整个家族都很穷。因为本来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吧。过去一个人当了官了，整个家族就全指望着他，那么你如果不资助你的家族，那么你的亲戚朋友，那就得大家一起受穷。但是曾国藩家族并不穷，我们说曾国藩家庭是出身是小地主，这个咱们以前讲过。家里原本只有一百亩地，也没什么余钱，曾国藩当了官，也坚持每年不多给家里钱，但是到了曾国藩晚年，这个湘乡曾氏仍然成了湖南一个很富有的大家族。

我们首先看土地，老曾家这个土地从一百多亩增长到了将近一万亩，这个已经是大地主的水平了，其次我们再来看看住房，曾国藩出生的时候，老曾家只有一座老屋，建于嘉庆年间，是一座普普通通的普通农民的宅院，和湖南乡下的那些众多的农民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到曾国藩去世的时候，曾氏家族已经有了十座庞大的宅地。这就是所谓的“曾氏十堂”。

哪十堂呢？首先，曾国藩出生的这个老屋，在曾国藩做官之后，他们家投资进行过两次改建，改建之后，就变成了一座三进四横的一个大宅子，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给它命名叫“白玉堂”。

第二座是曾国藩做京官时候，他们家在离老屋有一段距离，又专门给曾国藩盖了个宅子，叫“黄金堂”。

那么第三座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老家盖的一座宅第，叫“大夫第”。这个宅第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豪宅。那个“白玉堂”和“黄金堂”虽然已经规模很大，但是跟他还没法比。在整个湖南省，这个“大夫第”规模也是数一数二。总建筑面积达十三万平方米，光天井就二十四个。整个建筑是一字排开，绵延将近一公里长。你从远处看，殿阁重重，犹如王宫帝府。所以曾国藩在家书当中说，说有些湖南老乡“讥之以为似庙宇”。就是说曾国荃你这哪是建了一座房子，分明是建了个大庙。那么除了规模大之外，这个“大夫第”的这个用料也非常讲究，都是以珍贵的楠木、樟木、梨木建成的，那些七八米高的柱子都是用一整块一整块的完整的花岗岩凿出来的，投资之大可想而知。可惜，这个宅子解放之后被拆毁了。其实我国的绝大多数的古建筑，最终的命运都是这样，你建的时候费尽心血，可是，过不了多少年，可能一场变动，就被拆了。那么不光是这个被拆了，上面我们说的“白玉堂”、“黄金堂”，现在也都不在了。

他们现在还留下来的叫什么，叫“富厚堂”。我们说，老曾家专门给曾国藩盖了一个“黄金堂”嘛，但是这个“黄金堂”的门口有一个水池子，里面后来淹死了几个人，所以曾国藩的夫人认为很不吉利。所以后来曾国藩的弟弟们又给他修了一个“富厚堂”，准备让曾国藩退休之后，到这儿来住，但是曾国藩死在任上，所以这个宅子他生前是没有见过的。我在2008年春天专门到这儿去了一趟，“富厚堂”规模也很大，建筑质量很好，花了很多钱，这个曾国藩家书当中还保留了一封信，就是因为这个“富厚堂”花钱太多，他批评他的弟弟。那么这个宅子，解放后居然被保留下来，一直保留到今天，今天就成了曾国藩故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解放后这里被当成了乡政府和供销社，所以幸存至今。

除了这座“富厚堂”之外，现在保留下来的，还有曾国藩弟弟曾国潢修的“万宜堂”，这座宅子也是极其高大，规模非常大。解放后分给农民，所以保留下来了。除了这些宅子，湘乡曾氏还有几个宅子，加到一起，总称为曾氏“十堂”。所以曾国藩家的湘乡曾氏宅第，完全达到了大地主土豪家的规模。曾国藩向圣人看齐，自己是很少贪财敛财的，但是他的家族为什么会如此富有，曾国藩家族的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一个，是曾国藩他不停地提携他的弟弟们。我们说曾国藩是个凤凰男，他从农村鲤鱼跳龙门，跳到了城里，但是整个家族都指望着他，所以他虽然没给家里多少钱，但是对几个弟弟的前途他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废了无数的心血。

曾国藩是个家族观念极重的人，他是家里的长子，族里的长孙，他家兄弟五人，姐妹四人，上有父母，下有二子，所以他是家族当中责任最重的一个人。所以曾国藩留下的最有名的、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什么呢？是曾国藩家书。这些家书就很明显地反映出曾国藩对家族的责任心。在北京做京官的时候，他要求弟弟们每个月把作文定期寄到北京，他每天亲自批阅，帮他们改作文，提高作文水平；后来又一个一个把他们接到北京，虽然自己生活很困难，但是也在北京给他们安顿下来，给他们找老师，创造条件，让他们深造，希望他们这些人当中能再有一个两个通过科举考出来。可惜这个老曾家他没什么读书的基因，所以他这些弟弟后来科举都不成功。

那么文的不行，咱就来武的。曾国藩带兵之后，创办湘军之后，除了让他的大弟弟曾国潢在家里管家之外，另外三个弟弟都跟他从了军，都当了军官。那么曾国藩一生他做事基本上是比较无私的，但是对家族，他有很明显的私心。他虽然说自已治军严明，对诸将士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但是谁都能看得出来，曾国藩对自己的兄弟们一直是明显的偏向。在湘军当中他的弟弟曾国荃、曾国葆、曾国华的军饷比其他的将领要充足得多。打仗的时候，曾国藩总是安排曾国荃围城，让别人去打援。为什么呢？因为围城好围，打援不好打，但是攻下城池之后，围城的人却可以获得头功，说这个城市是我攻下来的。所以因为这一点，很多人对曾国藩兄弟非常不满，有的人，比如多隆阿，后来就怀恨离开了湘军集团。

曾国藩故居（图片来自网络）

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曾国藩的这个提携之下，他的几个弟弟都功成名就。说实在的他这几个弟弟天分都不高，按我们今天看，你比如这个曾国荃顶多就是个乡长的水平，但是曾国藩让他当了一个省长，当到了巡抚，曾国藩去世之后，还做了两江总督，这个爵位封到了伯爵，成了晚清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另外两个弟弟，曾国华和曾国葆，也都有比较高的功名，那么如果没有曾国藩的提携，他这几个弟弟很可能一辈子就在农村当个乡村教师，就到了头了。

在曾国藩的提携下，自己的几个弟弟就有了功名，有了级别，自然也就有了相应的财富，这是曾氏家族变成大地主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曾国藩虽然自身非常清廉，但是他对弟弟们的要求却不是特别严格，对他们打仗的时候抢劫财物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才是曾国藩家族迅速富起来的最主要原因。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一开始，曾国藩对弟弟们在经济方面的要求也比较严格，不让他们往家里寄太多钱。但是，在咸丰七年居家守孝后，曾国藩变了。那么这种变化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讲过，这一年是曾国藩性格、办事风格发生很大变化的一年，他开始在家里反思自己以前的错误，所以再次出山之后，为人处事大变，开始遵守官场上的潜规则，那么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他对部下们在金钱上的要求，不再像以前就是那样严格了。他反省自己，他说“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就是说我以前做事儿，不随便提拔人，也不敢放手花钱，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跟着我，因此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对部下在金钱方面的要求就比以前宽松了很多。他说：“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就是说现在带兵的人，难免有点儿发财的想法是吧，别人弄钱，我管不了，我也不再管了。但是我自己还是坚持一文钱也不贪污。

那么曾国藩对金钱的这个态度的变化，反应到自己家里那就是他对自己的弟弟曾国荃的约束比以前宽松多了。曾国藩以前没在家里常住过，这一次给父亲守孝，在家里住了一年多，他发现家里的经济状况确实是非常紧张，因为你作为一个高级官员之家，平时日常应酬摆一些必要的排场，需要花的钱非常多。那么他领兵在外的时候，家里经济上非常困难，他的很多亲戚，包括他的亲姐姐、亲妹妹，日子过的都是有上顿没下顿。所以他爹曾麟书活着的时候，经管这个家是非常不容易。那么曾国藩在家守孝，想到当初自己老爹手里没钱又不敢向自己这个儿子开口要钱，心里就非常难过。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当中他这样说：今冬收各处银数百，而家用犹不甚充裕，然后知往岁余之不寄银回家，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令老父在家，受尽窘迫，百计经营，至今以为深痛。

 也就是说我今天在家，家里已经收到了几百两银子，但是这个钱还是不够花，我这才知道以前我不往家里寄钱是多么不孝顺，让老父在家里头受尽经济上的窘迫，千方百计四处去琢磨钱，一想起这个事儿我就感觉很痛苦。

 所以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曾国藩就给他的弟弟曾国荃写了一封信，信当中说：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经济方面你只要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以及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不比他们做得过分就没有关系；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你可以正常地发财、捞钱。曾国藩为什么要对曾国荃这样说，因为他知道曾国荃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非常爱帮助人的人，所以他搞一点儿钱不光是为自己一个人搞，也可以照顾整个家族。

那么我们以前讲过，湘军军官的待遇是很好的，收入很高，李续宾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也就是攒下来的钱达到数万两白银。

那么这封信就意味着曾国藩家族这个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等于解开了曾国荃身上这个缰绳，让他在发财致富的道路上向前驰骋。所以曾国荃就顺理成章成了改变曾氏家族经济面貌的一个重要支柱。曾国荃我们要重点讲一下，因为在曾国藩从军的三个兄弟当中，另两个兄弟曾国葆和曾国华都时间不长就牺牲在战场之上，只有曾国荃是善终。那么后来官做的也比较大。

曾国荃比曾国藩小十三岁，在家族中大排行第九，所以人们后来都叫他曾老九。曾国荃的性格和曾国藩完全不同。曾国藩性格很内向，谨慎而持重；曾国荃却非常外向，胆子大、性子急，做事大手大脚。曾国藩在金钱上对自己要求很严，曾国荃却很贪财。他第一次带兵，就发了点儿小财，弄到了几百两银子的外快，事后他写信给在家里主持家务的二哥曾国潢，这封信的原文是这么说的：弟此次之出，冒昧从事戎行，较真廉洁、能干之人论之，则抱愧实多。那么曾国荃这话是什么意思，继续来听张宏杰老师的解读。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次投笔从戎，开始带兵，这个所作所为确实称不上廉洁，所以感觉也有点儿惭愧。这说明曾国荃手脚一开始就不那么干净，那么这个时候，还没到咸丰七年，所以曾国荃的这种做法，曾国藩很不高兴，当时就把曾国荃批评了一顿，要求他你要像我学习，要求他以后要严格要求自己。所以在咸丰七年、咸丰八年之前曾国荃不得不处处约束自己，没能发什么大财。但是从咸丰八年开始，事情发生变化。曾国藩对弟弟的要求就不那么严格了。

曾国藩故居（图片来自网络）

过去军队打仗有个惯例，就是每攻下一个城市，往往是要放手让这个士兵抢上一阵战利品。

过去曾国藩对这种做法是严格禁止，但是再次出山之后，他对这种做法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曾国荃就是通过这个做法发了财。在曾国藩写了这封信之后几个月，咸丰八年八月，曾国荃攻克了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叫吉安府，江西吉安。这个仗刚打完，曾国荃就派人往家里头送了一笔银子，这笔钱显然就是战利品。那么第一次弄到这么多钱，这个曾国荃还有点儿不好意思，怕二哥曾国潢责备他，给曾国潢带了封信解释说：惟数年应有之薪水杂款微有羡余，不得不携归，为家中应用之费，实愧对老亲与老兄平日之直节清名耳。祈兄宽看一层，勿哂责阿弟，是为至感！

就是说，我这几年攒了点儿银子，送到家里，供家里花用吧！我这种做法，实在是辜负了咱大哥还有这个父母平时对我的教诲，那么二哥你就别责备我。曾国荃在信中还特意加了这样一句，说在搬运财务的时候“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传于外，弟得贪名也”。就是说往家里搬银子的时候，二哥，您亲自搬，别叫别人，你叫别人一搬，别人就都知道了，我这个贪名就宣扬到外面去了。可见曾国荃头一次往家里运这么多战利品。自己的这个心里还有点儿害怕。那么在吉安开了这个头之后，曾国荃以后就轻车熟路了。以后他又攻陷了景德镇、安庆等好几座名城，每攻下一座城市他都要回家一次。那么正如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所说的：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攻下一座城市，打了一场大胜仗，他就要请假回家一回，回家干什么呢？求田问舍、买地盖房子。事实上每次曾国荃运回家里的财产，也不算太多，一般都是几千两白银，没有后来大家传说得那样过分，这在整个湘军将领当中处于中等水平，还没超过平均水平。所以曾国荃实际上还是遵守了曾国藩对他的要求，没有做得比别人更过分。

对曾国荃的兴家创业，曾国藩的态度相当矛盾。首先，他对曾国荃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长久以来，曾国藩对家族怀有深深的愧疚心理。旧时代的通例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是曾国藩发誓“不靠做官发财”，所以对亲戚朋友们都没怎么关照。好在现在曾国荃替他弥补了这一遗憾。曾国荃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也是一个很会照顾别人的人，所以他自己发了财，就源源不断地大手笔资助亲友。那么曾国荃是怎么资助照顾曾氏亲友的呢？

那么不光是曾国藩原来那几个生活相当困苦的妹妹们都过上好日子，就连远房的亲友一个个日子也都好起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曾国荃努力捞钱实际上是为整个家族在捞。所以曾国藩，非常感谢。他晚年曾经对自己的秘书赵烈文说过这样一段私房话：亲族贫困者甚多，虽始终未一钱寄妻子，但多年为官，心中不免缺憾。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我偿夙愿。  

就是说我家里，本来穷亲戚很多，我没法管，所以心里很不安，现在老九把我应该做的事儿都做了，他得了贪名，我却保持了清官的名声。这个是曾国藩坐地分赃的最好的一份自白。让老九唱白脸，他唱红脸，这个似乎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所以我们说曾国藩这个做官方式，还是很有意思。一方面他内清而外浊，遵守官场上的潜规则，自己内心里头骨子里头他保持清廉，另一方面，他自己做清官，但是有意识地同意他的一个弟弟适当地捞一点儿钱财，来照顾他的家族。那么这个在过去也不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过去一个大家族里往往是有好多人做官，那么做得最大的那个人往往就需要比较注重名声，但是这家往往还会有另外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借家族的名义去经商或者是为别人办事儿，实打实地解决家族的经济问题。

有人认为曾国藩是表面清廉，实则贪婪，当然也有人认为，曾国藩这么做更自私，因为他为了自己落个清官的好名声，却一再纵容曾国荃，让曾国荃背负了贪财的骂名。曾国藩到底是清是浊？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而曾国荃的贪财历史上是有明确记录的，他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抢劫，是同治三年六月攻陷天京之后。到现在人们还在争论，曾国荃在天京是不是发过一笔大财。有一种野史说：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馀悉辇于家。也就是说，曾国荃这一战，收获上千万两白银，除了给上级打点的之外，都送回自己老家了。事实是不是如此呢？张宏杰老师会在第十九集为您做详尽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