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冰琳
2020-03-08·阅读时长8分钟

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司冰琳,上一节,我带大家了解了中国音乐文明的曙光,这一节我们将来解读有关周代礼乐文明的诞生与辉煌。
大家都知道,古代中国被誉为“礼乐之邦”,中国的礼乐文明在周代获得高度发展。西周社会以周天子为中心,实行分封,形成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并根据君臣、上下、亲疏的区别,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一种阶梯式的等级制度。这种以等级化为核心的礼乐制度规定了不同身份和级别的人,使用不同的乐队和乐舞。它对于维护西周社会的稳定和礼乐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乐,作为祭祀天地、神灵、祖先等典礼中演奏的音乐和表演的舞蹈,用于周代社会的郊社、宗庙、军事等祭祀和宴饮的各种场合。
比如在这些活动中,最被推崇的是六部乐舞,它们集六个时代乐舞作品之大成,因此也称为“六代之乐”。每个民族都有史诗性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深刻历史文化内涵的“六代之乐”是音乐舞蹈的时代史诗。
“六代之乐”包括黄帝时期的《云门大卷》、唐尧时期的《大咸》、虞舜时期的《韶》、夏禹时期的《大夏》、商汤时期的《大濩》以及周武王时期的《大武》。

▲孔子·在齐闻韶 清 焦秉贞画
这种乐舞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和实用性,比如军事大典中的用乐要有鼓舞士气的作用,朝会宴飨中的乐舞也要体现美感,才能符合王公贵族们的欣赏口味。《乐记》中的“魏文侯篇”和“宾牟贾篇”有关于这种乐舞风格的描述,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雅乐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西周王室的乐师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专设音乐机构和各级乐官掌管乐事。乐官是当时王室中从事音乐活动和音乐教育的职官,各级乐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钟师、磬师、笙师等,形成独具特色的乐官文化体系。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西周的乐师多为盲人,盲人乐师积极地活跃在社会生活中。究其原因,一种推测是西周时期人们看待乐是神圣的,演奏乐器是具有强烈宗教感的行为,由盲人乐师担任郊庙祭祀典礼的奏乐,他们在黑暗的世界中更能准确地明辨音律,虔诚地领会祖先和神灵的意志。二是当时乐谱的记录方法尚未产生,利用盲人敏锐的音乐听觉和较强的音乐记忆力来保存、演奏、演唱和传授音乐,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至春秋时期。
谈及这一时期前后的重要音乐人物还不得不提到孔子。众所周知,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丰富音乐实践的音乐家。
孔子对周公制礼作乐,以安定天下的做法十分推崇,重视“礼”和“乐”对培养和教育人的作用。他把“六艺”之学作为讲学内容,向学生传授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程,培养学生树立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信仰。
他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礼乐教育中,他注重人之为人的精神实质。在他看来,“仁”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是“礼”与“乐”的内在核心。他推崇音乐对于建立良好社会秩序和改造社会风气的作用,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他积极推行礼乐教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乐”的陶冶看作是人生修养完成的阶段。他教育儿子孔鲤,如果不学习《诗经》中的《周南》《召南》,就像面壁而立一样迈不动步。他培养出不少有音乐才能的弟子,比如颜回、子路、子夏、子游等。
孔子一生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他在学习音乐下过很大功夫,会击磬、鼓瑟、弹琴、唱歌,表现出高超的艺术修养。

▲孔子适卫击磬 明 仇英画文征明书
比如他跟鲁国的音乐家师襄子学古琴,好学多思、精益求精,直到摸索出创作者深邃的思想才算心満满足。唱歌是孔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每每喜欢听别人唱歌,如果唱得好,一定让人再唱一遍,自己也跟着唱和。《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等文献记载了孔子喜爱音乐、躬身实践的事例。
孔子将“尽善尽美”视为评价艺术作品的准则,他极为推崇舜的乐舞《韶》,认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他在齐国听到《韶》乐,竟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当然,孔子在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最大的贡献,是通过自己对诗歌、音乐的钻研,深切理解它们对文化传承的作用,将其发挥到人的培养与教育上,将其提高到国家政治与建设上。他晚年从卫国返回鲁国,整理保存了当时流行的诗歌和音乐作品,使得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流传于世。
春秋以后,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开始遭遇到各诸侯国的挑战,礼和乐都不再有昔日的约束力。曾经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周天子地位一落千丈,不但丧失了控制诸侯的能力,反而常常被人利用,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
随着周王室力量的日益衰落,西周建立起来的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面临大厦将倾的境地,各诸侯国僭越礼制的现象已初见端倪,摇摇欲坠的礼乐制度越来越失去约束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礼崩乐坏”。各诸侯国的音乐迅速发展,不再是由周王室独自垄断的局面,这种历史现象称作“文化下移”。此时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各国民间俗乐,正以新鲜的表现内容、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受到各地诸侯贵族和庶民们的喜爱。
有一段时任魏国国君的魏文侯与子夏的对话非常有名,“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它的意思就是:“我要是穿戴着礼服听古乐,担心听着就睡着了;要是去听郑卫之音,就不会感到疲倦。请问:古乐使我那样,是何原因?新乐叫我如此,又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让魏文侯困惑的欣赏古乐和新乐的不同感受,其实很值得深思。千百年来古今关系和雅俗关系都是音乐史上最受关注的热门话题,问题的实质是古乐在春秋时期新的时代下已经失去感动人心的力量,新乐则因为符合当时人们的欣赏口味,而让人听得不知疲倦。当代表古乐的雅乐遭遇到代表新乐的郑卫之音,在一老一新的对抗中相遇,后者因为更加符合时代审美的需求而成为胜利的一方,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先秦时期乐队的基本构架是以钟、磬、鼓为主体,丝竹管弦为辅的乐器群体。其中编钟、编磬以及各种形制的大鼓、小鼓所构成的金石之声与钟鼓之乐,以其宏亮的声响、悦耳的音色和磅礴的气势表现出先秦时期独特的音乐文明。所有这些乐器在周代都有一种乐器分类法统领,那就是“八音”。
它是一种根据乐器制作材料的不同属性而界定的广义分类法。八音所包含的八类乐器分别是:金、石、丝、竹、匏、土、革、木。
金类:指青铜类的乐器,有钟、铙、镈、镛、钲、铎等。石类:以石质的磬为代表,由大小长短不一的石片编列而成,叫做编磬。土类:指用陶土烧成的乐器,如埙、缶等。革类:是指蒙着动物皮革的各种鼓。丝类乐器是指张着丝制琴弦的乐器。木类乐器是八音中的色彩性乐器,有演奏时用木棒左右敲击的柷和用木长尺刮奏的敔。匏是类似葫芦的草本植物,匏类乐器是指笙、竽一类的乐器。竹类:是指箫、管、篪一类竹制的吹奏乐器。

▲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鱼形陶埙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钟磬艺术的发展。
钟磬乐是以编钟和编磬为主奏乐器的乐队组合,它作为中国上古时期重要的音乐演奏形式,在西周便初具规模,至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迎来其黄金时代。商代的编铙逐渐演变为周代的编钟,敲击的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由钟口在上,钟柄在下的植鸣(即插入编铙敲击发声)敲击转变为钟口在下,钟柄在上的悬鸣敲击,这种看似“头尾倒挂”的现象背后有深层的原因,是商、周两个民族不同的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所致。
当年远远落后于商民族的周族在文化上继承了商代创造的音乐文明,但在意识形态上却与商人截然不同。比如商人对神灵的态度是顶礼膜拜,而周人虽然也敬畏鬼神,但却敬神而远之,这种观念的不同在音乐文化上也表现得十分鲜明。
先秦钟乐的发展令人叹为观止,编钟的铸造反映出当时乐工们具有敏锐的辨音能力和审美听觉。周代编钟的数量由早期三枚一组到八枚一组,再到后来十几枚一组,编组逐渐地多样化,音列也不断增加。
尤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诸侯强盛、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下,青铜乐钟艺术迎来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型编钟便是突出的代表,自1978年发掘以来一度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曾侯乙编钟的耀眼光芒让在它之前和之后出土的周代编钟显得黯然失色。

▲曾侯乙编钟
编钟艺术的兴衰是周代礼乐文化由新生到辉煌,又走向式微的有力见证。汉代以后,编钟只是在重大礼仪活动和祭祀大典中出现,用以显示庄严肃穆。在历史的颠簸中,钟磬艺术渐渐退出王公贵族们的主流音乐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宴飨乐舞和为之配乐的轻型丝竹管弦的流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时期,也是思想空前活跃、学术繁荣发达的时代。所谓“诸子峰起,百家争鸣”,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程中,代表不同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的各个流派纷纷登场。正如西方文化的精神家园在古希腊,中国文化的生命根基在先秦。中国古代第一批真正的思想家由此诞生。
从史籍记载和出土文物中,我们似乎能够穿越遥远的时空感受到当时丰富多彩的音乐生活,因此在诸子百家激烈的论辩中,关于音乐的社会作用也成为他们争论的焦点,产生了许多影响至今的音乐审美观。这一时期的音乐思想,主要以儒家的“礼乐教化”“乐与政通”、墨家的“非乐”和老子的“大音希声”、庄子的崇尚“天籁”为代表。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但是诸子们当时所论的“乐”这一概念,并不能与今天人们心目中的“音乐艺术”完全划上等号,它是一种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政治制度。尽管那时的“乐”闪烁着艺术性的光泽,但却俨然没有纯艺术的概念。
与礼乐文化骨肉相连的“乐”,事实上是依赖于整个礼乐制度而存在的。经过西周先王的“制礼作乐”,在建构周代社会时体现出了强大的规范性和凝聚力,规定了社会生活和人伦交往的规则与秩序。因此,我们今天提到“先王之乐”,应该理解为它既是存在于王室的音乐舞蹈作品,同时又是国家关于“乐”的典章制度。
在百家争鸣中,先秦诸子所提出的音乐主张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理论的出发点都是基于当时的现实生活,与夏、商时代对天、对神的尊崇最为不同的是,他们开始对音乐与人及内在情感的关系投入更多的关注。这一时期的论乐文字和它们反映出来的音乐观念对于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发展具有奠基意义,影响着其后近两千年的中国音乐史。
这就是本节的全部内容。从远古时期讲到夏商周时代,从骨制乐器讲到青铜编钟,从音乐制度讲到音乐思想,相信大家对先秦时期的音乐文明会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还将听到音乐家对于乐器“钟鼓磬”的解读,认识它们的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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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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