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街的《乡愁》

1972年，旅美的夏志清写了一篇《余光中：怀国与乡愁的延续》的论文，在香港发表，专门分析了诗坛正当红的余光中：“他所向往的中国并不是台湾，也不是共党统治下的大陆，而是唐诗中洋溢着‘菊香和兰香’的中国。”那年的余光中正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主任，是个典型的“学院派”加“桂冠诗人”的融合体，他以“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自居，除了诗歌和散文，还兼顾翻译和评论。

70年代初的台湾文化界，正是“副刊”的爆发时代，在罗青的记忆里，全球的华人知识分子都在台湾那些副刊上竞相亮相，发表有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文章，宛若一个小型的新文化运动。1971年，他的朋友、文化大学的学生高信疆，他嘴里的那个“愣头青”对他扬言，“我要去《中国时报》做编辑，大干一场”，于是《人间副刊》在他手上诞生了。6年后，《联合报》不屈人后，聘来现代诗巨匠痖弦（王庆麟）创办《联合副刊》。“副刊高、副刊王，每天都在对决，那时打开报纸，首先看副刊。”罗青说。

“文化中国”的概念就在那时逐渐建立起来，余光中身在象牙塔，却笔耕不辍地向塔外扔出他的现代诗评论。1972年是他从美国丹佛城回到台湾的第二年，十多载旅美任教的岁月告一段落，在台北厦门街的日式旧居里，他一边听着后院里幽沉的蛙噪和低沉的狗吠，一边编纂着《大学英语读本》。距离名噪一时的诗《莲的联想》已经有11年，那是他告别现代主义诗歌的生硬堆砌，从“虚无”走向新古典主义的11年。

当时的大陆正值“文革”的巅峰，台湾属于重点监控对象，在消息闭锁、音讯渺茫的台北街巷里，会有那种途经香港，转道而回的眷村老人，从老家包一包泥土，给排着队的老乡们每人分一小撮。有的老人颤颤巍巍中将土抖在地上，于是哭了，那就再补给他一点。就在1972年年头上的一天，余光中在厦门街写下《乡愁》，挥笔就在20分钟间，后来他说，写这首诗的时候，的确是人心惶惶，他“担心再也回不了大陆了”。

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四个颇具乡土风味的意向借助不到100字，概括了一代人的一生。这首诗在余光中的诗作里比较浅显，他不是没有写过乡愁，在他五六十年代的诗作里，它以另外一种造句出现：“渡我的梦回到大陆／在那淡淡的月光下／仿佛，我瞥见脸色更淡的老母”（《舟子的悲歌》，1951）；“就这样回到东半球／但好不兴奋／虽然我们的怀乡病渐有起色”（《多峰驼上》，1961）；“四方城的城门朝四方／我的窗却朝北／让零落的七星／饰我长方形的乡愁”（《四方城》，1961）……

应该说，1950年渡台伊始的余光中，就在他有结构魅力的诗作里滔滔不绝地表达着对故土的思恋，《乡愁》更是以精致的小令式的短小篇幅把乡愁浓缩成88字，阙阙是乡愁。对于那一年刚从大学毕业，欲赴美深造的罗青来说，这首诗并没有给他一种特别大的冲击。他说：“我们早就习惯了上一辈，以及上上辈文化人的这种普遍的情绪。”如今，他在电话里向我分析到他为止的那三代“外省”文人：“第一代是19世纪90年代左右出生的胡适、叶公超、罗家伦那一代老派知识分子；第二代就是余光中、纪弦、痖弦、周梦蝶这些出生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他们是战乱的一代，在青年时期渡台。这两代人的乡愁意识非常浓烈”；第三代也就是他这一代，生于长于台湾，乡愁就比较淡了，成长几乎与台湾的经济腾飞同步，基本没有断裂和脱节。

曾经复杂的心态

70年代初，台湾文坛的繁盛如日中天，但政坛却处于风雨飘摇的当口。1971年8月，美国发表《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并在翌月向联合国提出两项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提案，10月25日，联合国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台湾”的提案。在有200万大陆眷属的岛上，舆论一时哗然，蒋介石落泪，疾书告同胞书：“命运操之在己，不惑不摇……必可能快到达彼岸，光复大陆。”但是海峡对岸的车轮势必脱缰而去，就在联合国投票的翌日，基辛格再度访华，登上长城。

《乡愁》写完的十天后，余光中翻看到元月3日的《中国时报》，登着基辛格和一群洋人站在长城下的照片。“而季辛吉（基辛格），新战国策的一个洋策士，竟然大模大样地站在龙背上，而且亵渎的笑着。”那天，余光中以第三人称为视角，写了一篇记叙散文，那种在中美关系复苏下，一个不能回“国”的“局外人”居于孤岛的复杂心情跃然纸上。

余光中在书桌前闷坐半小时，他决定写一封信“慰问长城”，一口气用完两张信笺，落款是“一个中国人”。走到天街小雨的外面，问邮局小姐，应该贴几张邮票？却被反问：“这怎么行？地名都没有。”“这就是地址。”他指指正面的四个大字“万里长城”。“告诉你，不行，连个区号都没有一个，何况根本没这个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