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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寅恪抓紧一个大小孩。忠良照顾小件行李。王妈抱着才4个多月的小美延。当时必须用力挤着前进，一家人紧紧靠拢，深恐失散。直到住进租界，不见日本鬼和太阳旗，心中为之一畅。”陈寅恪的夫人唐筼曾记录下1937年11月3日一早，他们一家从北平逃亡天津的场景。

▲陈寅恪与妻子唐筼合影

就在4个月前，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还过着优游的生活。他的小女儿刚刚在协和医院出生。陈寅恪的密友、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在日记里记载，7月6日晚，他还曾和陈寅恪坐在体育馆后的球场看晚霞。

然而世事难料，第二天，“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南开大学在炮火中被夷为平地。傅斯年、胡适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等学界名流密电商讨撤离，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他们决定在当时相对安全的长沙组建临时大学。9月初，三校师生便踏上逃亡长沙的旅程。

▲傅斯年与夫人俞大彩

但是陈寅恪因主办父亲丧事难以脱身，同时，在忧愤交加的情况下，他的视力骤减，同仁医院诊断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需要立刻手术。春天时，日本人就曾邀请他到日本使馆赴宴，但是现在，日军已经占领清华大学。陈寅恪恐怕日本人逼迫，为保名节必须离开。因此，来不及治疗眼睛的疾病，陈寅恪在兄弟赶回北平后，在父亲过世未满“七七”，还没有出殡时，隐瞒教授的身份逃离了北平。

在逃离过程中，他们原本想从天津乘船借道到上海或香港再转长沙，但那时长沙已准备复课，陈寅恪一家在青岛登陆，决定坐火车尽快到达长沙。一到济南，风声骤紧。“公子中的公子”在战乱中也命若蝼蚁，唐筼在日记里写道，火车停开，已无所谓班次，见车就上，他们一家买得到徐州的头等卧车票，每人从窗口爬进，却只等到三等车厢中的三个座位，“除吃奶小孩外，两个大小孩挤睡在地上。三个大人只得笔直地坐着，转动亦不易。经历将近二十四小时才到徐州”。在漫天大雨的掩护之下，他们躲过敌机的扫射，由徐州至郑州再经汉口，11月20日到达长沙。

南京陷落之际，国民政府指示长沙的临时大学继续撤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中，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暂时安置在云南蒙自。陈寅恪一家选择走水路先到桂林，再到香港，然而抵达香港的时候正值春节，陈寅恪的小女儿高烧不退，妻子更因心脏病复发住院，他们获得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夫妇的接济，租住下来。新年后妻子还不能起床，陈寅恪只能独自一人前往云南。 

1938年4月，他与闻一多、吴宓等十几位教授相聚在蒙自，终于暂时获得安歇。他们住在歌胪士洋行楼里，半西式的房屋老旧、逼仄，又有鼠患。教授们正餐吃不饱，买咖啡馆里的面包填肚子，晚上还要把面包用线吊在空中，防止老鼠偷吃。但学生们陆续赶来后，小县城熙熙攘攘，景色绝美，好像是太平盛世。然而，中日战事节节败退，5月19日，徐州失陷，“外传中国大兵四十万被围，甚危云云”。听到噩耗，湖光山色在陈寅恪眼中变成了“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他在《残春》里写“曹社谋亡梦已真”，这是用《左传》中“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官，而谋曹亡”的典故，表达对国之将亡的忧虑。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陈寅恪的悲观从历史中来，他将时局比作古代中国政权的南迁，一旦南迁便再没有回头之日。在蒙自停留了4个月后，因为柳州中央航空学校迁往蒙自，占用了西南联大的大部分校舍，陈寅恪与众师生一起迁往昆明西南联大本部，继续他的治学生涯。

陈寅恪到达昆明便开始教课。那时学生在文林街的昆华中学上课，与他的住处来回约4里，需上下坡才能到。陈寅恪的学生王永兴曾回忆，那时20多个学生在教室里静候，陈寅恪每次抱着用黑布包着的一大包书，满头大汗地走进来，“在两块黑板上抄写讲课要用的史料，然后坐下闭目讲课”。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担任的是中文系和历史系合聘教授，讲授“两晋南北朝史”的课程。由于缺乏书籍，他曾在1938至1940年间，反复寄信给史语所的后辈，请他帮忙寄书、誊抄史料，甚至向他要自己曾发表过的文章，只为备课和研究的用途。

▲西南联大校门

从北平南下时，陈寅恪曾将书籍包好托人寄往长沙，但最终书籍被焚毁于1938年11月长沙的“文夕大火”中。从香港到蒙自时，两大木箱的中外图书由他人代交滇越铁路转运，途中又被人用装了石头的木箱调包。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他曾用蝇头小楷，在书眉详细记录了有关资料及心得的批注本，包括有关蒙古史、佛教史和古代东方的书籍。这些眉注本的丢失，相当于抹杀了他许多快要完成的著作。妻子唐筼记得，陈寅恪为此“有一个时期几乎得精神病”。

因为手边缺乏史料，陈寅恪以幸存的眉注本《通典》为基础，完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本书分别以礼仪、职官、刑律、音变、兵制、财政推究隋唐两朝制度的源流。与普遍使用的历史著述方法不同，这本书稿大量直接引用原文，并用“寅恪案”的格式在原文中插入自己的想法。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陆扬表示，这样的写法与读书札记没有差别。陈寅恪对现代学术的规范心知肚明，却在叙论里说“此书微仿天竺佛教释经论之例”，似乎是用解经的说法为自己开脱。不过，在战火连绵、缺乏史料，已经患有眼疾与心脏病的情况下，读书札记是最为便捷的方式。何况，这本书也不是零散记录心得的札记，其中有着一以贯之的观念。

此前史学家往往认为隋唐制度继承沿袭的是西魏、北周的遗产，而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本书中，陈寅恪颠覆了这个观念。他认为隋唐制度共有三个源流：一是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由此，他搭建起了隋唐制度沿革的完整链条，他认为隋朝制度延续的是，汉、魏、西晋以来的中原礼制遗产。当陈寅恪检视隋代制定礼制官员的籍贯，发现他们都是关陇之人，于是在一系列论证后，家族与地域的关系被发掘出来，他总结道：“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其泰将这样的治学特点总结为“以小见大，从别人不注意处发现历史的关节点，通过联系分析，揭示出有关历史演变的重大问题。又善于推求变化之故，从联系中概括出通例性的认识”。

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时，陈寅恪已规划之后再从政治角度深入撰写唐代的《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后来，这两部著作奠定了唐代政治史研究的基础，也开拓了中国史学的视野，被认为是“不单从汉族看国史，亦从外族来看国史”。 

在壮年时，陈寅恪转变方向，选择研究中古史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

陈寅恪的研究没有离开过时局，虽然是中古的材料，却都对现实有所指。陈寅恪在抗战时延续自己对南下前历史的观照，他将晚清比作晚唐，将同治到光绪的时代看作开元盛世，因为与开元盛世一样，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光绪时代也是社会突然崩解的起点；晚唐面临夷狄的问题，政权又是从中国的内部瓦解，恰与晚清相似。

陈寅恪在写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时候，脾气不好。当时，陈寅恪身体不佳，心绪更是难以平复，因为国难带来的家愁令他揪心，他生病的妻子带着三名幼女仍滞留在香港，生活困顿。而战争的危险也时刻笼罩着他，自1938年9月后，日军为了切断云南与外界的联系，破坏滇越铁路与滇缅公路，开始轰炸昆明，日军军机时常整列飞过昆明上空，投下飞弹，联大的师生和市民只能逃向郊区避险，“跑警报”成为家常便饭。吴宓的日记里曾记录了他和陈寅恪一同躲避轰炸，二人在山前吃涂了酱的米饼的场景。

1939年春，牛津大学邀请陈寅恪去做汉学教授，他原本有机会与妻儿团聚，带他们去往英国。但那时妻子病情加剧，陈寅恪因授课无法脱身，直到暑假时才赶赴香港。到达香港后，因为战时汇率暴涨，他只能改为一人只身乘船前往英国，等到确定登船日期的时候，却赶上欧洲战争的爆发，不仅乘船危险，牛津也已经没有学生，加上收入所得税很贵，陈寅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告知牛津暂缓一年再去。

第二年，再到香港履行赴欧诺言的陈寅恪，由于地中海仍不能通航再加上滇越铁路阻断，他不得不留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民国时的知识分子普遍看不上香港的大学，认为那里是文化沙漠。香港教书的任务也异常繁重。陈寅恪曾说，完成《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后，近些年在他脑中思索的问题已整理出一部分，但繁重的教学任务却令他难以抽身写作更多的内容。在写给傅斯年的信里，他说自己“忧愁所致”，头发都白了一大片。

在1940年已经交予商务印书馆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初稿，已经过了一年都没有音信，书稿恐怕已经在战火中遗失了。当时正值上海工人罢工，香港只能印钞票、邮票，也不能印书稿。“心绪极坏”是陈寅恪在香港时的书信中反复出现的词语。他对治学的环境非常失望，香港连连攀升的物价也几乎将其一家吞没。陈寅恪曾向傅斯年坦言，他在香港全家一个月共用300元，其中包括小孩的学费和药费，每顿饭几乎没有肉食，只能吃鸡蛋，全家老小都挤在一间屋子里。

转机发生在1942年4月底，陈寅恪意外获得数千港元的资助，一家人在5月逃离香港，辗转一个多月后，在6月18日抵达桂林。因为美国的参战，战局开始逆转，陈寅恪也希望能暂时获得休息，于是他在广西大学获得教职，潜心书写《元白诗笺证稿》。

1943年夏天，战火逼近湖南，陈寅恪带着一家人再次上路。从桂林出来后，他的妻子唐筼染上痢疾，陈寅恪又患病，后来，一家人为了更好的医疗条件移居到了成都。1945年春天的一个早晨，陈寅恪眼前一黑，视网膜严重脱落的左眼也失明了，他进入医院治疗却仍未能痊愈。那年除夕，陈寅恪感叹说：“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西浮瀛海言空许，北望幽燕骨待归。弹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沾衣。”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陈寅恪第二天醒来听到喜讯，除了狂喜，更有世事沧桑的悲凉和隐隐的忧虑。战争已经结束了，牛津大学再次发来邀约，陈寅恪着急前往英国治疗眼疾，还没能考虑在牛津就职的事情。在伦敦住院做完手术后，虽使用电针贴合视网膜，使他的双眼视力都有所改善，但只能大概看到人影，并没有完全复明。他又乘船到美国东海岸，本想死马当活马医，却得知美国医生也束手无策。

1946年新年刚过，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远在异国的陈寅恪却一双冷眼，感到风雨欲来。他将当时的时局比作南北朝，认为国共将分江而治。果然，等他从纽约回到南京时，战争已全面爆发。

当年秋天，陈寅恪的两个女儿留在南京读书，他则与夫人带着小女儿重返清华园，在清华和燕京两个学校任教。曾为他当过助手的石泉记得，老师记忆力极好，指示他查资料时，“往往版本、页数、以至行数都对”。

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和学生的帮助，陈寅恪在清华期间将《元白诗笺证稿》修订完毕。这部战乱中完成的著作，将陈寅恪“以诗证史”的功夫展现得淋漓尽致。“以诗歌补正史实”，就是“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连贯起来可以有以下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

北大历史系教授陆扬评价说，即使陈寅恪在个别具体考证上，会让人觉得有些牵强，但整体的思维方式却令后世折服。“以诗证史”并非仅仅是一个学术思路，它也包括“以史证诗”，还要寻求诗歌中的“今典”，了解作者当时的事情，这是从创作者的角度去理解诗歌。

在陈寅恪的视角中，南北朝的历史仿佛在重演，那段时间，与外族的关系问题也成为他学术论文的主题。历史的关照总与现实的选择难舍难分，陈寅恪再次面临去留的抉择。南渡期间，在一次会议上见过蒋介石一面后，陈寅恪认为他难堪大任。同时，陈寅恪不愿离开祖国，因此拒绝前往台湾。

向广州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询问后，1948年夏天，陈寅恪被聘为岭南大学教授。1948年年末，战事逼近北平，陈寅恪带着家人前往南京，第二天就去往上海等待轮船，终于在1949年1月16日，登上了驶往广州的秋瑾轮。

这是陈寅恪十几年颠沛流离里的最后一次迁徙。他用诗歌如此记述了这场迁徙：“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广州也成为他79年人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到达广州后，在人事变换间流转、见证了巨变的他，为何学术研究方向又一次发生了改变，这样的改变是什么？他又是如何度过人生最后这二十余年的时光的？我们将在下一节里将为您讲述。

撰文/刘周岩 田钟灵

注：

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1061期文章改编：

《陈寅恪:史心与人心》，刘周岩

《动荡时代的世家公子》，宋诗婷

《书斋悠游的黄金十年》，艾江涛

《游学欧洲》，张星云

《王汎森：〈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晚年的史学实验》，刘周岩

《何处可容身：历史与现实》，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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