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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水患并不遥远的“水城”

作者:石鸣

2021-07-22·阅读时长1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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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3年8月的特大暴雨以来,北京有40多年没有遇到水灾了。这让人们几乎忘记了,历史上,北京曾是一座水患频发、需要小心应对的“水城”。

清末,北京永定门外护城河里玩水的人们。由于北京总体北高南低,南护城河是北京排水体系中最重要的的环节,但1985年后已经基本被填埋

清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公元1890年7月6日),次日便是小暑,这天北京城开始下雨,一下就下了十几天。统称“前三门”的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一带积水开始泛滥。这里密布着大大小小400多所会馆,每两所就有一所收容着因穷困流落到京师乞讨的各地游民,他们聚居的房屋长年得不到修缮,此时在雨水中愈加破败而倒塌。眼看下了10天之后,大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加肆虐,从空中浇泼下来,又整整下了4天4夜。灾情蔓延到了内城,正阳门北面、大清门两侧的政府建筑被泡在了积水中,部分围墙倒塌了,内城城门处迅速积起一米多深的水,官员们的马车难以在水中通行,无法进朝议事,外城的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一带则积水更深。为了挡住大水,各城门均关闭。一时间,北京城内城外的交通、贸易和粮食运输完全断绝,物价飞涨。然而,大雨过后,欲开城门时人们才发现,宣武门因为地势低洼、积水太深而打不开城门,最终是从附近的象房牵出两头大象才把门拽开了事。

这场“直隶大水灾”不过是明清两代北京地区水灾频仍的一个缩影。据记载,从元代开始至晚清,平均两到三年北京就要发一次大水,其中不乏持续每年发生特大暴雨。上述水灾过去仅两年,从光绪十八年开始,北京又连续发了三年大水,其中以光绪十九年六月为最,大雨来势出奇凶猛,永定河两处决口,城外卢沟桥头乾隆年间立的碑亭被洪水冲走,周边几十个村庄被淹没,城里无论民宅还是官邸,都倒塌无数。《清朝通史》、《清史稿》、《光绪朝东华录》、《光绪朝上谕档》等等史籍纷纷记述了此次水灾。据当时的测量记录,这一年北京的降水量是1162毫米,发洪灾的那一个月降水量是582毫米,占了全年的一半。

水灾一旦来临,只要是地势低洼处,即便处于内城也无法幸免。例如,清代位于“二龙坑”附近的刑部等国家司法机关,每次大水必淹无疑。清人著《天咫偶闻》中提到:“刑部地最洼下,长夏淫霖,大门以内,水入车箱,各司皆以木床为甬路,而后可入。大理寺、都察院亦然,相传谓之‘水淹三法司’。”《郎潜纪闻》里则说:“刑部白云亭最低,夏秋雨后,辄排几案做桥,亭中水深至一二尺。阮吾山司寇有诗云:‘十八曹司水际浮。’今尚然也。”

这里的“二龙坑”,就是今天西城区金融街的二龙路附近,原本是元朝金水河的一段故道,明代金水河断流后,河道被用作排水沟,改称“大明濠”,从西直门到复兴门、宣武门一线,约有10里长。这条洼沟一直沿用到民国初年,才由明沟改暗沟,并留下了一系列与水有关的地名:马市桥(今白塔寺路口)、太平桥(今太平桥大街)、臭水河(今受水河胡同)以及周作人的故居所在地八道湾。

20世纪一二十年代,周作人、鲁迅兄弟曾在八道湾胡同居住,当时二人分别在文章中对北京这一地带凡大雨便积水的状况进行了描述。鲁迅在日记里写得简单:“壬子年(1912)五月十七日记云:大雨,宣武门左近积水没胫,行人极少,予与季巿往返共一骡车。”周作人则在《苦雨》一文中倍加抒情:“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糊里糊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

1951年北京疏浚护城河道的场景。著名的龙须沟就是北京1949年后首先整治的护城河道之一,位于现在的广渠门一带

所有这些历史记载都表明,水患离北京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事实上,北京城最初的选择就是为了避开水患。按道理,华北地区沿太行山东麓自南向北而行,到燕山山脉为止,遇到的最后一条大河便是永定河,以卢沟桥为代表的渡口,正是河流和道路的分叉点,也是城市最容易生长的地方。但是,北京却没有像伦敦、巴黎那样,在渡口处发展起来,而是离渡口明显有一段距离。金代定都中都,以“西湖”(今西城区莲花池)为依托建城,如今的西二环自北向南正好穿过金代宫城的中心。元灭金以后,将大都的中轴线起点移到积水潭、什刹海一带,等于继续往东北方向“逃离”永定河。“其实国际上很早就有地理学家对此感到困惑。”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晚年曾回忆道,“一位知名的地理学家格里菲思·泰勒(Griffith Taylor,1880~1963)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授的时候,当选为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主席,他的即任讲演就讨论到北京城址起源的问题,认为这个城市本来应该在平原的中心成长,可是为什么却在现在的地方成长?他归结为古代占卜的原因,或者是政治原因,这没有把问题讲清楚。实际上,受华北地区暴雨气候的影响,永定河时常泛滥,反复改道,是一条很不容易控制的河流。将北京城建在永定河渡口上是很不安全的。”

然而,放弃永定河的同时,也就放弃了一个充沛的水源。尽管莲花池的体积也不小,根据《水经注》的记载,北魏时期,莲花池还是一个“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的浩瀚湖泊,然而,随着中都逐渐发展繁荣,人口增多,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莲花池的水供给护城河和园林尚可,漕运用水却渐渐无法支持。金代统治者曾经好几次尝试引永定河水,期望能够自西向东经过都城,流往通州。本来,从地形上来看是可行的,西边山地海拔平均100米,到了中都都城海拔约50米,通州海拔则是20多米,然而,由于永定河水势凶猛,流量很不稳定,多次利用的尝试都失败了。

直至元朝,郭守敬经过勘探,将西北方向西山的水源引下城来,才真正解决了当时北京城漕运用水的问题。积水潭成为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终点,数以千计的漕船自江南源源不断驶入京城,停泊在积水潭内,出现了“舳舻蔽水”的盛况。延续元、明、清三代的北京护城河体系也就此奠定了:水出西山后第一个蓄积点是昆明湖,然后自西北向东南,沿长河——高梁河一线,经西直门进入都城,并在西直门分流,一条注入积水潭、什刹海,一条沿北城墙、东城墙而下,另一条则沿西城墙、南城墙而下,三者最终汇于城墙东南角,进入通惠河流向通州。水流进城、出城的主要关卡(西直门、东便门、广渠门)从此也就形成了。1621年的一次大规模疏浚之后,护城河的总长度总计40.47公里,这个长度一直保持到1953年(当时测算护城河的长度数据是41.19公里)。

清末,位于北京西直门外的高梁桥。高梁河是北京从西部引水进京的关键河道

与这样一个完整的护城河体系的建立相对应的,是城区附近湖泊的逐渐缩小。清末文献记载,北京城最古老的水源发源地莲花池“广十亩许”,这只是北朝时期面积的二百分之一。为了增强京城西部几个大湖的蓄洪能力,清朝乾隆年间曾经几度开展扩挖工程。1749年(乾隆十四年),昆明湖扩建工程开始,扩建后“新湖之廓与深两倍于旧”,“为闸、为坝、为涵洞”,修建了一系列水利设施,以控制汛期的洪水。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玉渊潭开始扩挖,与莲花池一起,作为昆明湖之后的第二道蓄水抗洪屏障。

新中国成立后,对北京市区水利防洪设施的建设方向沿袭了前人经验,1951、1955年两次疏挖玉渊潭,蓄水量增加至110万立方米。莲花池一带也得到了疏浚和整治,并且新修了水渠和下水道,将积水引入莲花池和莲花河。1957年,在孟家桥与万泉寺之间开挖了新的莲花河。现在看来,这一切都为1959、1963年两次特大暴雨的泄洪问题做了准备工作。尤其是1963年8月的暴雨,据记录那一次暴雨强度远远超过今年,市区平均雨量约300毫米,暴雨中心(朝阳区来广营一带)24小时内雨量为464毫米,城区和近郊区积水面积200平方公里,积水点398处,死亡27人,倒塌房屋1万余间。水灾后公认的是,如果没有玉渊潭拦截上游来水,市区灾情将会更加严重。由此,玉渊潭的扩挖工程进一步开展起来,1964年,玉渊潭的蓄水量扩挖到160万立方米。1965年,北京市政府专门从天津调来挖泥船,准备按计划进一步扩大库容。

转折发生在“文革”。随着“备战”、“深挖洞、广积粮”的风潮席卷而来,人们的注意力被修建地下铁道工程所吸引,部分护城河被分段埋入地下,明河变成暗河,暗河又变成下水道。玉渊潭、昆明湖等现有湖泊的扩挖工程被中断,旧城区内的湖泊逐步中断了与外界活水水源的联系,完全丧失了调节洪水的功能,更有部分湖泊被填埋。到1974年为止,金鱼池、东风湖、青年湖、炮司湖、十字坡湖、东大桥湖等10多处共计71.8公顷的市区内湖消失,其中包括西直门附近老舍自沉的太平湖。玉渊潭的湖面由于填湖造景点而不断缩小,缩小幅度相当于一个紫竹院湖,蓄水量缩减至不足60万立方米。

而曾经作为北京发源地的莲花池水系,则在十几年间完全湮废。1970年,老莲花河(又称洗马沟)自孟家桥经土桥、鸭子桥到南护城河约800米长的一段河段全部被埋掉。70年代修地铁时,莲花池作为弃土场,西南角被填埋了4.9公顷(后来在上面建起了居民点)。90年代建北京西站时,曾有人建议将莲花池作为西客站的建设地点,抽干湖水后可用作车站地下设施的建设。尽管这一方案在侯仁之等人的反对下最后并没有被采用,但西客站的建立仍旧占用了莲花池北部的部分面积,莲花河自出口闸至南蜂窝长约900米的河段被改成暗河。

这一切都令水利专家们忧心忡忡:他们不断呼吁,北京市区的水患治理状况存在严重隐忧。他们对北京市“西蓄东排、南北分洪”的防洪调度原则的评价是:“西蓄不了,东排不畅,北分不了,南分限量。”幸运的是,1963年之后,近50年间,北京再也没有遇上过强度那么大的大暴雨。但是,专家们的问题是:一旦遇上了该怎么办?从前那些泄洪的积极条件在逐渐丧失,而几十年来城市建设累积起来的不利条件又在逐渐增加,这无疑都增加了北京应对“水患”的危险系数。

在今年的市区水灾中,这一矛盾表现得最为典型的地段无疑是广渠门。东便门、广渠门至十里河一带,从地势上看,正是北京最低洼的东南角。在“7·21”特大暴雨中,广渠门铁路桥积水点发生了司机溺水身亡的悲剧,是城区积水最深的几个地段之一,原因是广渠门桥接近南护城河,雨势过大导致护城河河道水位过高,出现河水倒灌,大量河水涌到路面上,同时下游排水不畅,本应顺着两广路由西往东雨水管排出的水也汇集至桥区。

广渠门排水难一方面与其地势有关。北京地区整体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城郊主要的排水河流——清河、坝河、通惠河、凉水河最终都向东流出。而属于通惠河水系的北京城护城河作为“城近郊区下水道的总汇和城市上游西部河道的尾闾”,自古降雨之后都会发挥作用,各护城河汇集于东便门外的大通桥——即现在的广渠门一带,排入元代所修建的通惠河,一直向东排到50里外的通州,再流向更远的潮白河。

北京南皇城根的“菖蒲河公园”。公园里的菖蒲河原为护城河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被改为暗渠,直至2002年才以公园景观的姿态重现天日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尹钧科对我们解释说,因为地势关系,崇文门东南部尤其是天坛以东、广渠门以南的这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洼地易积水,这一点与莲花池相似。不同的是,莲花池一直是作为给北京城供水的地方,而东南角这一带则一直是全城排水的总出口。“特别是自明朝建了外城之后,这片地方基本上没有人烟,比较空旷,挖石头、盖坟墓又挖了很多坑,形成了北京城区最低洼的地方。”每次发水都是从西北向着东南冲泄,因此在历史上这块地区本来就多水灾。广渠门因此曾经得名“沙窝门”,就是形容这种大水不断冲刷、水退后泥沙淤积的状态。因此,在广渠门一带,曾经存在多条排水沟。“解放前有个‘龙须沟’,就经过这个地方,是条著名的臭水沟,建国初期政府整治龙须沟,有的地方把河道挖宽,有的地方河道被砌成马路,铺上河板变成了地下河。”尹钧科举例说。虽是臭水沟,龙须沟却同时是北京一条重要的排洪排涝的河道。整治和填埋后,虽然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却并没有对排洪排涝做周到的考虑,结果原有河道“已经基本失去了泄洪出口的功能”。

另外,明、清两代修建、维护护城河时,古人特别设计了东便门、广渠门的入河口,以方便泄洪。本来,护城河的水在到达通惠河前,共在城内和城外分为三支,一支经北城墙、东城墙过东直门、朝阳门至东便门外,一支为沿内城南城墙的“前三门”护城河,一支为经西城墙、南城墙环绕外城的南护城河。三股河道最终都在北京地势最低的这个东南角汇入通惠河,但是却分为三个河口入河,河口相互间距约300米,由此便相安无事各自发挥着排水作用,在“普降大雨时,由于各河纵坡不同,河槽糙率大,洪水流到出口入通惠河的时间也不同”。在古代完整的排水系统保障下,“洪水大多顺着护城河就排掉了”。

新中国成立后,三条护城河和三个入河口均被完全改造。1958年,北京市对城市水系的总体规划曾有过美好的设想,要在北京城内修建一条“以永定河引水渠、‘前三门’护城河、通惠河作为横贯中心区的主要河道”,由此与西北郊的昆明湖和京密引水渠相连接,可惜这个规划最终没能实现,取而代之的是几次改变了北京古代排水系统的决定性工程。1965年4月,“前三门”护城河铺上盖板改为暗河,“从而结束了护城河自明初建成540余年作为内外城排洪总通道的历史”。在1971年兴建的地下铁道工程先后将宽阔的东、西护城河改为暗河,在暗河之上建成了今天的二环路;而在1974至1985年又将北护城河上段改为暗河,1985年改到了西南护城河,至此,古都护城河被填埋了一半——20.1公里。人为约束河道的后果当然不言而喻,李裕宏在文章里形容这是“河身鳖、水上壅”,并以1988年7月21日的一场大雨为例,当时德胜门雨量101.1毫米,东直门雨量76.9毫米,东直门闸过闸流量为60.3立方米/秒,“此时,闸门提出水面,与东护城河暗河内水位相平。北护城河下水道全部淹没,和平里东街、安定门外大街、东直门小街严重积滞水”。

与改造护城河相比,更具灾难性的是将三个入河口合三为一,这直接导致了洪水一来必然拥堵。1965年南护城河改建时,河口段“因过铁路工程困难较大”,将河口过广渠门桥改道向西,“至东便门铁路桥拐一个死角,与‘前三门’暗河出口汇流后至桥北又与东护暗河出口汇合流入通惠河”。这样,三条护城河的河口都汇于东便门铁路桥下附近,在通惠河起点形成咽喉地带,每逢大雨,三条河的洪水回流相互顶托,使下水道排水受阻造成严重积水。这种突然之间的巨大压力也解释了为什么广渠门大街上有那么多被顶开冲起的井盖,脱位的井盖又进一步增加了积水覆盖路面之后交通的危险系数。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郊河道变化和湖泊填埋状况

护城河改暗河(全长20.1公里)

1965年5月,西北护城河,由三岔口闸至新街口桥西,长0.86公里

1965年7月,1985年,前三门护城河,西便门至东便门,长7.74公里

1965年7月,1971年,西护城河,西直门北至西便门,长5.22公里

1974~1984年,东护城河,东直门北至东便门,长5.92公里

1985年,西南护城河,西便门至甘雨桥东,长0.36公里 

其他河流(全长28.787公里)

1956年,御河改下水道,地安门至望恩桥,长3.85公里

1957年,1970年,织女河改暗河,日知阁闸东墙至水榭湖,长0.473公里

1969年,老莲花河全部填埋,孟家桥至南护城河,长1.472公里

1975~1982年,转河裁弯取直改暗河,高梁桥至三岔口闸,长1.982公里

1990年,莲花河改暗河,莲花池出口闸至南蜂窝桥东,长0.91公里

湖泊填埋(71.84公顷)

1966年,广安门外莲花池因地铁施工弃土部分填埋4.9公顷

1966~1967年,建国门外东风湖因疏浚南护城河排泥塘全部填埋3.36公顷

1966~1969年,北京展览馆东展览馆东湖因填湖建房全部填埋2.3公顷

1967年,天坛北金鱼池因填湖建房全部填埋4.15公顷

1971年,新街口外太平湖因地铁车辆段占用全部填埋12.4公顷

1972年,朝外东大桥东大桥湖因建地铁拆迁房全部填埋1.2公顷

1974年,德胜门外炮司湖填湖建房全部填埋3.1公顷

1978年,玉渊潭公园玉渊潭修建景区部分填湖10.13公顷

1984年,广安门外广外青年湖建棒球场部分填湖2.3公顷

年份未知,东直门外十字坡湖填湖建房全部填埋2.0公顷

(数据资料摘自水利史研究会李裕宏《京水沟沉——北京城郊水系历史变迁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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