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笑一。

上集结束，我们讲到苏轼自请外调后，去到各地写了很多文章，其中一部分就是记和序。苏轼的序不多，记写了很多，而且写得非常好。这集，我们就重点讲讲他的记的特点。

苏轼自请外调，离开了政治中心，自此，他的好文章也源源不断地产生了，写出了一大批记和序。他的序不多，记非常多，而且写得很好。记和序都是古文，什么是“古文”？宋初有一个人叫柳开，他是宋代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他在《应责》中写道：“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写古文，不能写得让人难以理解，关键在于其中折射出的道理要高古、立意要高远。古文跟口语是一致的，句子有长有短。苏轼的记、序二体都是用古文来写的。记，原本的功能是记物，是客观的记叙，没有太多的文采。唐朝古文家元结的《右溪记》，算是古代的记里非常有文采的一篇。

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曲，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

此溪若在山野之上，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则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疏凿芜秽，俾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铭石上，彰示来者。

记一开始都是刻在石头上，起到了记录的作用。但是记这种问题在苏轼笔下，展现出来的就不一样了。苏轼的记文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立意。《宝绘堂记》是苏轼的记里不算最有名但却很有特色的一篇，尤其对现代人来说非常有意义。“宝绘堂”是驸马都尉王诜家里建造的一座堂，里面收藏了很多画。他自己也是著名画家，留下了很多画作。

《秀栊晓镜图》（北宋·王诜）

苏轼就由宝绘堂收藏字画引申开去，给王诜写了一篇文章，讲了非常有益于我们人生的道理。他说：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寓意和留意有什么区别？寄情于物，即使一件很小的物件也会让人开心，就算物件再好也不会成为祸害。沉溺于物，即使物件很小也可能会成为祸害，就算得到好东西也不会感到快乐。文章骨子里面用的是道家的思想，之后还借用了很多典故来加以验证。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

听音乐、看画、打猎等等，圣人也是做的，但圣人只是通过这些活动调剂自己，把心灵寄寓其中，而不是作为自己的全部。他还说了例子：

刘备之雄才也，而好结髦；嵇康之达也，而好锻炼；阮孚之放也，而好蜡屐。此岂有声色臭味也哉，而乐之终身不厌。

这说的是刘备、嵇康、阮孚的例子。我们在一些场合遇到一些陌生人，特别是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可以从他们跟你交谈的反应中，看出你在他们心里的地位如何。《世说新语》记载：“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嵇康的这个反应被钟会说给了司马昭听，司马昭觉得这个人不能留，后来嵇康就送了命。

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其国凶其身，此留意之祸也。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

人可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是癖好。这些兴趣爱好里，唯独书法和绘画不会坏人心智，可以让人平静。但是如果心心念念，执着于此，最后承受的祸患也会非常严重。就像钟繇，他曾经苦苦求索蔡邕的《笔法》，韦诞就是不给他。钟繇为此捶胸顿足，吐血不止。曹操给他吃了丹药，他才免于一死。韦诞死了之后，把蔡邕的《笔法》作为陪葬品葬了，钟繇就想掘他的墓，把蔡邕的《笔法》掘出来，这就是苏轼讲的“呕血发冢”。桓玄收藏了很多书画，还预先做了小船，他说一旦打仗了，就可以带着书画乘着小船逃难去。王涯把书画藏到墙壁里面。这些人都是因为爱好而导致走向极端。苏轼说他自己小时候也非常执着于收藏书画，但是后来想通了，觉得太过于固执是荒谬的。不是不喜欢了，而是有就收藏，没有也没关系。这应该是我们对于物应该抱有的态度。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在戚里，而其被服礼义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为记。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

苏轼说，他看到驸马为收藏画作建造的宝绘堂，想到了自己的经历，于是有感而发，写下此文提醒友人。

第二个特点是结构。苏轼任徐州知州的时候写了《放鹤亭记》，结构非常有意思，主要体现在这一段：

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

这个山人非常喜欢鹤，说皇帝的快乐都比不上他隐居的快乐。鹤是超然于尘埃之外的，所以《周易》和《诗经》都拿鹤来比喻贤者和隐士。春秋的时候，卫懿公非常喜欢鹤，给鹤加官进爵，他的手下就说，给鹤加官进爵，那么就让鹤去做事吧，最后卫懿公亡国。这篇记讲出的道理就是像鹤这样的清雅之物，如果喜欢过度，也会成为亡国的祸害。

最后，苏轼拿酒来对比：

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

酒是坏东西，鹤是好东西。苏轼认为，如果过分喜爱，即使是好东西，也可以导致亡国。像酒这样的坏东西，如果可以正确对待，也可以像爱酒的名士一样，得美名而传天下。东西不在于好坏，看你怎么样去看待它。

《放鹤亭记》拿酒来举例，这在中国古代的文章里面，叫请客对主。中国古代的文章讲主客，讲宾主，写主要的事物，用另一个事物作比较或陪衬。南宋李耆卿《文章精义》评论：“文字请客对主极难，独子瞻《放鹤亭记》以酒对鹤，大意谓清闲者莫如鹤，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乱德者莫如酒，然刘伶、阮籍之徒反以酒全其真，而名后世。南面之乐岂足以易隐居之乐哉！鹤是主，酒是客，请客对主，分外精神，又归得放鹤亭隐居之意切，然须是前面嵌饮酒二字，方入得来，亦是一格。”苏轼用酒来衬托鹤清远闲放的性质，实际上酒和鹤原本是没有关系的，这样处理大大增加了文章的含金量。洪迈说苏轼这篇文章写出了“隐然为天下第一快活，固在言外矣”。

第三个特点是语言。苏轼的心态在黄州有了一个大转变。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马上要离开黄州到汝州去的时候，写了一篇《黄州安国寺记》。这篇文章非常真切具体地描绘了他从“乌台诗案”的痛苦中走出来的心路历程。他说：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吴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

苏轼到了黄州后，准备认真思过。这一思过，他发现自己前面走过的路全都是错的，无法彻底改正，为此他痛苦不已，觉得自己无药可救了。后来，他想要借佛教的力量改过自新、克服缺点，让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这时正好在黄州有一个安国寺，环境优美，他就每一两天去一次寺里修行。

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寺僧曰继连，为僧首七年，得赐衣。又七年，当赐号，欲谢去，其徒与父老相率留之。连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谢去。余是以愧其人。七年，余将有临汝之行。连曰：“寺未有记。”具石请记之。余不得辞。

寺立于伪唐保大二年，始名护国，嘉祐八年，赐今名。堂宇斋閤，连皆易新之，严丽深稳，悦可人意，至者忘归。岁正月，男女万人会庭中，饮食作乐，且祠瘟神，江淮旧俗也。

四月六日，汝州团练副使眉山苏轼记。

这样的生活苏轼过了整整五年。这五年，他经常去寺里焚香默坐，自我反省，过得非常痛苦。寺里的和尚对苏轼说，如果知足了，就不会自取其辱了，如果收手了，就不会有危险了。后来，他要去汝州做知州了，和尚就请他写一篇记。苏轼就写了《黄州安国寺记》，记录下了他这五年痛苦的心路历程。

苏轼写了这么多文章，每篇文章都不一样，好像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但其实是有规律的。晚清刘熙载《艺概》说得很好：“东坡文虽打通墙壁说话，然立脚自在稳处。譬如舟行大海之中，把舵未尝不定，视放言而不中权者异矣。”苏轼的文章，主题都很清楚。他的文章能放能收，可分散，可集中，但核心一直都在。

苏轼的记看似在写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可从他的笔下呈现出来，却道出了极不平凡的道理。他的文章，立意、结构和语言的水平极高。从这些记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渐渐从逆境中抽离出来的、心态趋于平和的苏轼。

好，这集就到这里，下期见。

欢迎分享转发

与更多人一起走进

九位诗人的诗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