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波留给这个世界最清晰的印记，恐怕要数那张由埃迪安·卡尔雅拍摄于1871年的照片，带着一丝忧郁与倔强的蓝眼睛，散乱不羁的头发，如同那张鲍勃和苏茜的合影，成为一时代的图腾。记得，在我读书的时候，一位文学社的年轻诗人，便长久地以兰波的这张照片作为自己的头像。与此相伴，醉酒、懒散、壮游，一段时间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年轻诗人们的诗歌修行课，要知道，这些都是那个在十六七岁时，不断穿梭于故乡沙勒维尔和巴黎之间的少年兰波的拿手好戏。

让·尼古拉·阿蒂尔·兰波

  （1854年10月20日—1891年11月10日）

也许正因为此，直到现在，兰波一直给我一种人大于诗的感觉。尽管在文学史的谱系里，兰波与魏尔伦、马拉美一起被视为波德莱尔之后的法国象征派的代表，更因在几十年后被大洋彼岸的一批“在路上”的垮掉派诗人大力推崇，在诗歌史上声誉日隆，但这个“值得尊敬的过客”（马拉美语），更多是以做派，更多是以观念，更多是以那灵光一现的发现，被后来者不断讲述。与一些诗人不同，阅读兰波，必须把他的诗，与他的人，与他那永不停歇的倦游者的生活并置来看。

诗歌（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一对永远纠缠不清的宿怨，历来为诗人们所关注。如果说米沃什更愿将诗歌作为一种见证，一种比新闻真实更真的记录；布罗茨基更看重从美学经验出发诗歌所提供的积极意义，在兰波那里，诗歌与生活似乎就是一回事。在写于1871年5月15日那封后来被视为“通灵者”书信的信里，兰波写道：“我说过，在希腊，诗歌与竖琴是使行动富于节奏。而此后，音乐和韵律变成了游戏和娱乐。”“永久的艺术也有其职能，正如诗人都是公民一样。诗歌将不再与行动同步，而应当超前。”诗歌，就是行动，甚至是超前的行动，是面向语言的一场冒险。然而，兰波的天性注定是跳跃与不耐烦，当1873年7月，他与魏尔伦那段不伦之恋，以手枪袭击事件和魏尔伦的入狱告终，一起被埋藏掉的还有他对诗歌的幻想。

保罗·魏尔伦与阿瑟·兰波

一切如同传记作者让-吕克·斯坦梅茨所说“从他们决裂之日起，他就彻底摆脱了魏尔伦，对他来说，魏尔伦就代表着诗歌，但这已一去不复返了。兰波已无可挽回地进入了非文学领域的纵深之地。假设他以为文学可以作为他的靠山，而他本人又将自己那神奇的能力赋予文学，那么他从此便迈入现实世界之中，这是一个没有艺术慰藉、没有魔法的世界。”事实上，兰波与魏尔伦真正的决裂发生在两年后，1875年1月，魏尔伦被提前释放后，赶到德国斯图加特，去见兰波最后一面。两人的最后一唔并不愉快，酒后话不投机，“兰波有些恼火，狠狠地打了魏尔伦一拳，魏尔伦倒在小沟里，昏了过去，而兰波则丢下他不管，头也不回地赶到城里。第二天清晨，附近的农民收留了魏尔伦。”

尽管远离了诗歌，但兰波旺盛的生命力还在，他需要冒险，需要不确定的远方，反抗的逻辑起点，是童年时期父亲缺位下母亲严厉的监督，小城沙勒维尔枯燥平淡的生活。这一次，兰波真的成为了“另一个”，成了开小差的士兵，采石场的监工，带领骆队穿越非洲危险部族的商人和军火贩子。兰波的天才依然显现出来，他几乎熟悉所有欧洲语言，并且快速地掌握了非洲当地语言。

他的抱负则像当年试图改变现代诗歌的整体面目一样，天才的洞见伴随着盲目的自信，他变成了忠实的科学爱好者，不断地要求家人寄书、购买摄影器材还有其他奇奇怪怪的物品，他想成为一名工程师，一名摄影家，绘制当地的最新地图，有可能的话，甚至修筑一条铁路。跳跃的计划仍在不断展开中，直到1891年年初，兰波被右膝的骨癌击中。带着十多年来努力赚取的3.7万法郎，兰波回到法国，伤痛中，他不得不截去右肢，捱了几个月后，病痛终于无可挽回地夺去了他37岁的生命。去世前一天，在马赛圣胎医院，兰波向妹妹伊莎贝尔口述了一封信，信写给法国邮轮公司的总经理，信的末尾这样写道：“因此我想能早点登船。请告诉我几点钟应把我抬到船上去……”

站在那个传奇终结的起点，让我们回顾兰波的第一次离家出走。1870年8月29日，是沙勒维尔中学16岁的高二学生兰波最后一个暑假中的普通一天，一个多月前爆发的普法战争仍在进行中，虽然法军的溃败已不可避免，可学校开学的通知却已然遥遥无期。读完了老师伊藏巴尔的所有藏书，和好友德拉埃几乎逛遍了小城的每条道路，每个咖啡馆，这一天，兰波下定决心离家出走。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在《心之全蚀》中饰演兰波

兰波在8月31日到达巴黎，因为他既无车票也无钱，又来自法德交战的边境小城，刚一下火车便被逮捕，送进马扎监狱。在老师的干预下，兰波最终被平安无事地送回家中。可10月7日，百无聊赖的他，再次离家出走，一路从各地同学的家中化缘而行，他一度到了比利时的普鲁塞尔，愤怒的母亲要求警方出面干预，兰波不得不折返沙拉维尔。然而，离家出走渐渐成瘾，1871年2月25日，兰波再次乘火车前往巴黎，在那过了半个月彻底的流浪生活。3月1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兰波为了支持起义者，除写下几首讴歌巴黎公社的诗歌外，还在4月中旬至5月初间，再次跑到巴黎参加了自由射手队，并随部队驻扎在巴比伦兵营。

17岁的兰波，还曾是巴黎公社社员的一名，这当然是有趣的历史误会。然而，作为一个诗人，兰波已开始登上自己的舞台。此前，兰波已在《大众杂志》上发表了他创作的第一首法文诗《孤儿的新年礼物》，并写下那首包含他命运谶语的诗歌《感觉》——

  “夏日蓝色的夜晚，我将踏上小径，

  拨开尖尖麦芒，穿越青青草地：

  梦想者，我从脚底感受到阵阵清新。

  我的头顶凉风习习。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

  无尽的爱却涌入我的灵魂，

  我将远去，到很远的地方，就像波西米亚人，

  顺从自然——快乐得如同身边有位女郎。”

  （王以培译）

更重要的是，广博的阅读，再加上几次远游带来的感触，兰波在这一年已经开始形成对于诗歌的整体看法，那就是体现在5月13日、5月15日两封分别寄给乔治·伊藏巴尔和保罗·德莫尼的两封“通灵者”书信中的观点。

“想当诗人，首先需要研究关于他自身的全部知识；寻找其灵魂，并加以审视、体察、探究。一旦认识了自己的灵魂，就应去耕耘它！”更明确地，兰波提出“通灵者”的诗学，尽管这个源自德国浪漫主义的概念，早已被一些前辈提及，但是兰波首次以行动者的姿态提出一套诗学方案：“我认为诗人应该是一个通灵者，使自己成为一个通灵者。必使各种感觉经历长期的、广泛的、有意识的错轨，各种形式的情爱、痛苦和疯狂，诗人才能成为一个通灵者，他寻找自己，并为保存自己的精华而饮尽毒药。”而诗人作为真正的盗火者，首要的任务是找到一种形式，找到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将来自灵魂并为了灵魂，包容一切：芳香、音调和色彩，并通过思想的碰撞放射光芒。”

兰波不光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871年9月底，通过在沙勒维尔的一位税务员奥古斯特·布列塔尼引介，兰波终于结识了他心目中的通灵者魏尔伦——一位已在法国诗坛建立声誉的26岁诗人，并且终于等来他热情的邀请信还有随信寄来的车费。兰波是带着他的成名作《醉舟》前往巴黎的。

  “沿着沉沉的河水顺流而下，

  我已感觉不到还有纤夫引航：

  咿咿呀呀的红种人已把他们当成火靶，

  赤条条钉在彩色的旗杆上。

  我已抛开所有的船队，

  它满载弗拉芒小麦或英吉利棉花。

  当喧闹声和我的纤夫们一同破碎，

  河水便托着我漂流天涯。

  在另一个冬季，当澎湃的潮水汩汩滔滔，

  而我，却比孩子们的头脑更沉闷，

  我狂奔，松开缆绳的半岛

  也从未领受过如此壮丽的混沌。

  进入大海守夜，我接受着风暴的洗礼，

  在波浪上舞蹈，比漂浮更轻；

  据说这浪上常漂来遇难者的尸体，

  可一连十夜，我并不留恋灯塔稚嫩的眼睛。

  比酸苹果汁流进孩子的嘴里更甜蜜，

  绿水浸入我的松木船壳，

  洗去我身上的蓝色酒污和呕吐的痕迹，

  冲散了铁锚和船舵。 

  至此我浸入了诗的海面，

  紧紧吮吸着群星的乳汁，

  吞噬着绿色地平线；惨白而疯狂的浪尖，

  偶尔会漂来一具沉思的浮尸； 

  此时天光骤然染红了碧波，

  照彻迷狂而舒缓的节奏，

  比酒精更烈，比竖琴更辽阔，

  那爱情的苦水已酿出棕红色的狂流！”

  （《醉舟》节选，王以培译）

写出《醉舟》的兰波，此时还并未见过真正的大海。那些混合着色彩、声响与味觉的词语，更多出于作者的想象，然而诸如“浮尸”等波德莱尔式的意象，则源自兰波在巴黎公社期间的真实体验。在同一时期的一首《山谷睡人》描写的同样是一位死于战争的年轻士兵，幽静环境中的平淡叙述，完全让人忘记对方已是一具尸体，这一诗歌画面，在电影《心之全蚀》中，被呈现为荧幕上的一幕真实场景。

  “在这座青青山谷，欢唱的小河

  将破碎的银光挂上草尖；

  闪烁的太阳越过高高山峦，

  幽谷中的光点有如泡沫浮泛。

  一位年轻的士兵，张开嘴，露着脑袋，

  脖颈浸在清鲜的蓝色水芥里，

  他睡着，展开肢体，面对赤裸的云天，

  脸色惨白，苍天在他的绿床上洒下光雨。 

  双脚伸进菖兰花丛，他睡着，面带笑容，

  像一个病弱的孩子脸上的微笑；

  大自然用温热的怀抱将他轻摇：他很冷。

  花香已不再使他的鼻翼颤动，

  他安睡在阳光里，一只手搭在前胸，

  在他胸腔右侧，有两个红色的弹孔。”

  （王以培译）

魏尔伦在兰波寄给他的诗里，敏锐地感受到了狼人的痕迹，在兰波到来之前，他的诸如《我的小情人》《失望的心》等一些诗作，经由魏尔伦的介绍，已在巴黎的诗歌圈中被传诵开来。兰波最初被安顿在魏尔伦家中，不久，魏尔伦的儿子出生，两人日渐紧密的关系，再加上兰波的粗野不驯，已渐渐给这个家庭蒙上不和谐的阴影，彼时，失业的魏尔伦暂时寄住在富裕的岳父家中。然而，魏尔伦深知甚至迷恋上兰波的天才与桀骜，一度，他认为只有自己才真正了解兰波，在很大程度上，他也希望兰波带给他新鲜的诗歌刺激。

两人的关系渐渐逾越了朋友的界限，魏尔伦将兰波引荐给巴黎文学界，同时供养着他，与家庭的关系则在不断恶化。兰波享受着诗歌的空气，大抵还带着一种乡下人的傲气，放浪不羁，有一次，在“丑陋的家伙”晚宴上，他因为无法忍受在座一位诗人的朗诵，出言不逊，甚至拔剑刺伤了摄影师卡尔雅，正是那位给他拍下最著名照片的摄影师。魏尔伦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包容地笑着，溺爱着。

最终，魏尔伦冲破了家庭伦理的束缚，和兰波一起跑到布鲁塞尔，后来又跨海到伦敦，两人在一起将近生活了一年多时间，不断出游，写作。在伦敦，两人的生活费用基本靠魏尔伦的母亲定期寄来，魏尔伦不得不考虑生计问题，外出找工作，有时还要从市场买菜，但兰波是超然的，不仅在生计上，而且在道德上，尽管那份道德上的悔罪，对他来说只能说来得太晚了一些。在传记作家的笔下，魏尔伦有次从市场上带一条鱼回家，兰波指着他的样子嘲笑，大约同时想起了许多懊恼的事情，魏尔伦一怒之下，离开了兰波。在布鲁塞尔，魏尔伦一面写信给妻子苦苦挽救他的婚姻，一面又对找寻前来的兰波割舍不下。兰波并不犹豫，他无法忍受魏尔伦的软弱，决心彻底离开他，于是有了魏尔伦在绝望之中的枪击，有了两人的决裂，也最终让兰波最终远离了诗歌。

魏尔伦入狱之后，兰波回到家乡的罗什村，写下了薄薄的一册散文集《地狱一季》。诗人瓦雷里曾如此评价这本散文集：“我没有看到写（例如）《地狱一季》的困难。一切都是直接表现，喷涌迸发，烈度。”在散文集的其中一篇，兰波谈到自己的“言语炼金术”，“我发明了母音的色彩！——A黑，E白，I红，O蓝，U绿。——我规定了每一个子音的形式和变化，不是吹嘘，我认为我利用本能的节奏还发明了一整套诗的语言，这种诗的语言迟早有一天可直接诉诸感官意识。”

母音的色彩，直接诉诸感官意识，象征也好，通感也好，上世纪二十年代为中国诗人所学习推重的“远譬喻”也好，兰波在诗歌《元音》中所开辟的，毫无疑问是一条暂新的诗歌道路。

  “A黑，E白，I红，U绿，O蓝：元音，

  终有一天我要道破你们隐秘的身世；

  A，苍蝇身上的黑绒背心，

  围绕着腐臭嗡嗡地不已； 

  阴暗的海湾；E，汽船和乌篷的天真，

  巍巍冰山的尖顶，白袍皇帝，伞形花的颤动；

  I，殷红，咳出的鲜血，美人嗔怒

  或频饮罚酒时朱唇上的笑容；

  U，圆圈，青绿海水神圣的激荡，

  散布牛羊的牧场的宁静，炼金术士

  宽阔的额头上的智者的皱纹。

  O，奇异而尖锐的末日号角，

  穿越星球与天使的寂寥：

  ——噢，奥米茄眼里那紫色的柔光！”

  （王以培译）

然而，在知情者魏尔伦看来，《地狱一季》不过是兰波“对所有形式文学的告别词”。1891年，弥留之际的兰波，在遥远的非洲大陆经历十多年冒险生活，早已远离文学，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彩画集》在魏尔伦的努力下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兰波，正在逐渐成为今天的兰波。

人们依然会问，19岁之后的兰波为什么不再写作，不再从事那面向语言的灵魂冒险？在传记作者笔下，在兰波临终前一直侍奉在旁的妹妹伊莎贝尔曾听到哥哥在无意识状态下的咕哝：他之所以放弃文学，那是“因为它是不道德的”。斯坦梅茨对此不大接受，一直以来，那是母亲兰波夫人的看法啊！兰波本人是否会受到道德的拖累呢？他接着补充道：“在他（兰波）看来，文学只是由于无功效才是‘不道德’的，因为文学就像是一场梦，一场难以实现的梦。”

或许，那兰波弥留之际所谓文学的“不道德”，大约还包括他为实现那有意识地混乱意识，发明语言而付出的代价——混乱的生活，包括那场被视为最深刻的诗歌经验的不伦之恋。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