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纽约市邻居互助小组的志愿者正将食品杂货捐赠给有需要的人。民间互助是美国抗击疫情的重要部分

记者/刘周岩  实习记者/田钟灵

延误

4月18日，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市州议会大厦外进行着抗议活动，聚集在一起的人群高呼：“让我们工作，让我们工作！”两天前，一个名为“解放明尼苏达”（Liberate Minnesota）的社交网络邀约上写着：“是时候要求州长和立法者们结束封锁了！”“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行动，重新开放明尼苏达州的经济，那么成千上万的明尼苏达州公民及其家庭的生计就会被摧毁！”

经济已经停摆数周，“失业”就像吊在细线上的大铁球，悬在成千上万美国人头顶，摇摇欲坠，随时会给人以重重一击。美国许多民众急于复工：明尼苏达州、弗吉尼亚州、纽约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密歇根州相继出现了要求州政府停止封城、居家，重启经济的抗议。

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表达了对抗议的支持。这和4月17日他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重新开放经济计划相呼应：“我们可以开始战争的下一条战线了，那就是‘再次开放美国’（Opening Up America Again）。”“为了维护美国人的健康，我们必须维护经济的健康。”

与此同时，美国的医院内却是另一番情景。作为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孙慧慧感受最深的就是新冠病毒来势汹汹。她告诉本刊，自己工作的新泽西州瑞吉坞镇山谷医院（Ridgewood Valley Hospital）距离纽约曼哈顿地区仅30公里，是新泽西州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尽管只是一家社区医院，3月下旬，急诊室的走廊上却挤满了病人。有的患者白天刚来的时候血常规、肾功能、肝功能都还是正常的，尚未确诊，晚上就因为呼吸困难被送入了ICU，病人的动脉血氧分压一度暴跌，以至于医护人员怀疑是否抽成了静脉血，连测了三次才确认病人的恶化之快。孙慧慧告诉本刊，这并非个例。“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往往都是这么发展来的。在疫情前期，CDC（美国疾控中心）统一进行检测，确诊要等6天，有很多病人是熬不过6天的。一开始我们接收的好多疑似病例都去世了，直到去世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否死于新冠。”截至4月6日，只有360张床位的山谷医院已经开始超负荷运转，其中新冠病人就有287个，每一位住院病人都必须吸氧，因新冠去世的至少有66位病人。

“一、二、三、四、五，袋子上写名字和数字，用一次画一次。”孙慧慧说，院方给员工发内部邮件称N95口罩需要循环使用五次，医护人员就把口罩装在塑料袋里挂在玻璃门上，计次满五次才换新的。3月20日以后，山谷医院不得不开始依赖社会各界的捐助维持正常运行。“过去三周，我看到的都是五颜六色的口罩、手套，我们都在用社区捐赠的东西。没有这些捐赠，我简直不敢想象我们该怎么办。”孙慧慧说。

和纽约州地区的工会医院可以罢工、辞职不同，孙慧慧所在的这家非工会医院没有这种“任性”的权利。每回碰上轮值休息的日子，孙慧慧都会接到医院的电话，询问她可否加班，更不被允许休假。3月23日，和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孙慧慧出现了咳嗽、声音发哑的症状，她向院方反映时却因为没有出现发热症状而不能接受核酸检测，并且要照常上班。截至4月8日，孙慧慧平日里朝夕相处的三名同事已经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其他科室的一名中年医生甚至已经死于新冠。“当同事感染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紧张了，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被感染的。”孙慧慧说。

4月15日，波士顿医学中心内忙碌的医护人员。该医院接收了大量新冠病人，承载能力超出极限

另一位ICU护士，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卫理公会医院（Brooklyn Methodist Hospital）工作的艾米（Emmy Li）向本刊印证了纽约市区的医疗压力。“现在的疫情规模远远超出了医院的预想和准备，物资和人员各方面都非常短缺。”突破临界值的一个特征是发生了严重的医务人员感染，艾米说，在ICU科室，至少有30%的同事已经被感染。

4月15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美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31986例，新增死亡2365例。特朗普在这一天称美国“峰值已过”，同时给出5月1日重启部分经济的时间节点。然而三天后美国哈佛大学附属麻省总医院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随机抽取了马萨诸塞州切尔西市的200名路人，竟有约一半人说他们在过去四周内至少出现一种新冠肺炎疑似症状，64人新冠检测呈阳性。虽然因为样本有限，结论不能过分推广，仍强烈显示疫情可能比已经骇人的统计数字更为严重。

快速发展的疫情和要求重启经济的呼声交替出现，成为贯穿美国疫情的冲突景象。

世界上科技、医疗最发达的国家，为什么会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国内各界近期展开了反思，《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等多家媒体接连推出长篇复盘报道，采访数十位政府核心决策层和接近他们的人士，得出了相近的结论：美国的失败，除了部分偶然因素——例如疾控中心检测试剂的纰漏，相当大程度上是政府的“有意”延误导致的。1月21日美国就确诊了第一例病例，远早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但采取社交隔离等相关举措却晚于多数国家。政府一直在想尽办法淡化威胁，试图拖延封城和停摆的决策——虽然联邦和各州政府时有不同意见，但都显示出不同程度的犹豫。

4月6日，纽约警察局护送一位患病的犯人上救护车。如何避免监狱内暴发聚集性感染，是摆在美国当局面前的一道难题

经济是最主要的考量。特朗普在3月23日如此表态：“经济状态糟糕的时候，同样会出现死亡，而且会比因病毒而死的人更多。”在纽约的抗疫过程中，无论是纽约市长白思豪，还是纽约州长科莫，都曾因经济原因尽可能推迟了城市停摆时间——尽管他们二人之间也争论不断。因直到3月中旬政府仍拒绝关闭学校和许多服务业场所，纽约市疾控负责人达斯卡拉基斯（Demetre Daskalakis）一度以辞职相威胁，白思豪则称如果城市贫困人口不能去工作，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前纽约市卫生局副局长艾萨克·魏斯富塞（Isaac B.Weisfuse）评论：“整个纽约市在社会措施方面都迟了。回顾纽约市大流行，这已经成为病毒传播的主要原因。”

这些步调不一的犹豫，直接导致了全美疫情迅速恶化。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助理教授陈希告诉本刊：“每一个州采取了不同松紧的政策，但是病毒的传播不会遵照州的边界，即便比如纽约州先封城、治理好了，但是旁边的州采取的策略比较松，疫情还没有控制，那么最后病毒还会再传到纽约，这就会使防疫的周期变得非常长。”这也是比尔·盖茨一直呼吁但没能实现的：全美必须统一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停摆（National Shutdown），才能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迎来拐点，而不是出现多个峰值。

为何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在灾难来袭时，反而对经济动荡显示出最大的忌惮，而非最强的风险吸收能力？美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更为显著的失业威胁，是背后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