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祎楠

在社会新闻中，基层官僚的形象常常是这样的：他们或是信奉道德原则，严守制度规定；或是攫取私利、腐化堕落，为了实现各种目标，他们因地制宜，采用灵活策略，把诸如知识、制度规则或人际网络盘活为权力资源。这些 “常识 ”充斥于老百姓的街谈巷议，却竟也引导着学术研究。学者们提出大量中层理论（譬如 “适应性治理”“威权韧性 ”“政策实验 ”等），或是搭建各种项目数据库，那些要么精于算计，要么依循规范的官僚形象在这些理论和数据中隐然若现。尽管研究项目繁多、论文发表数量巨大，但这样的学术工作似乎与街谈巷议处于同样的水准。学者们无意识地沉浸于这些常识，生产出千篇一律的官僚形象。他们更无须反思这样的问题：所谓 “工具理性 ”或“规范服从 ”，是否真的可以展现基层官僚本真的存在状态？

学术的力量在于穿透由常识构造而成的知识 “硬木板 ”。这需要学者找回对生活意义世界的理解，重拾起社会科学研究的想象力。这样的努力虽然在中国学者的治理研究中方兴未艾，但却在一位美国年轻学者扎卡（Bernardo Zacka）最近出版的《当国家遇上马路：公共服务与道德自主》一书中得到了有力的体现。作者把田野民族志和政治理论这两个似乎最不相干的领域连接在一起。他告诉我们，对生活意义世界的理解可以重塑政治学科关于国家理论的想象力。

作者参与了 “诺威尔市社区发展项目 ”（Norvil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itiative）这一准政府组织的日常工作，如帮助当地非洲和拉美裔居民申请政府救济与补助，开展就业培训等。通过 “察言观色 ”，他揭示了基层官僚与百姓之间如何交流、互相理解，并对此进行了严谨的社会科学分析。作者的根本关切在于：当我们重拾对官僚生活意义世界的体悟，就可以超越以往政治理论的局限，探讨国家政治秩序问题（27—28页）。

在我看来，本书从三个角度超越了关于基层官僚的常识性认识。这些维度原本应当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部分。可是，被所谓常识包裹的研究者们，也许已对此感到陌生甚至是不屑了。

首先，本书不再把官僚的能动性（agency）视为利益算计或是满足某种道德规范的决定（66页 )。基层官僚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了张力的世界。信仰某种道德或是纯粹为自我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似乎都难做到。官僚整天被各种诉求和要求拉扯着。是该一视同仁地按照程序办事，还是该照顾更需要的服务对象：前者可以让他们显得更公平，而后者也可以被视为是诚心为人民服务的表现。是考虑自己的绩效还是更关心百姓的诉求，二者似乎都无可厚非。身处这样一个由相互冲突的利益和规范组成的现实世界，官僚们不大关心如何计算利益或信仰何种道德，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却是身处张力之中的无所适从。感受着规范间的冲突，踌躇于各种可能的选择之间，他们更加关心如何消除这种冲突感，令自己舒适自然。尽管这种舒适感会使他们不知不觉放弃掉一些规范，但这并非是他们有意的 “选择”（66、114页）。汉斯·约阿斯（Hans Joas）将这样的能动性称为统合（coordination）。所谓统合，并非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将彼此都变得可以被自我的经验理解，使它们不再是不可调和的选项，自我也就不会为那些看似正确的规范而犹豫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