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〇二〇年二月六日，我策划的《物之魅力：中国当代材质艺术》展览在芝加哥的两个场馆同时开幕。我在参加开幕式和随后的研讨会时已知道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回国，继续进行这个 “研究年 ”中的实地调研——新型冠状肺炎已开始在全世界扩散，原定的国际班机也已取消。三天之后我和妻子蔡九迪一起到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她在那里做驻院学者，我被临时接受为一名访客。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这个官方译名其实不太准确——它的英文名字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并没有 “普林斯顿 ”一词，直译就是 “高研所 ”。它和同处一城的普林斯顿大学也没有从属关系，其在网站上的自我定位是：好奇心驱使下的基础研究的全球领导中心之一。它的最知名成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从一九三 〇年研究院创始就在那里，直到一九五五年去世。

爱因斯坦和他的若干同事的名字，已经被用来标记驻院学者居住区的街道。我发现我们的住处离 “潘诺夫斯基巷 ”（Erwin Panovsky，1892-1968，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史学家之一，奠定了图像学方法论的基础。——编注）只有一箭之遥，让人感到既荣幸又忐忑，似乎无意之间踏进一只巨大的鞋子，虽然辉煌但不免沉重。其他街道的命名在不同住客心中大概也会引起类似感觉。这个居住区因此既像墓地又如天堂——各学科的圣徒们已经化为上帝身旁的天使，年复一年地接待着一批批新来的肉体和灵魂。

这些肉体和灵魂——不包括访客身份的我——是从世界各地选拔来此的学术精英，许多是二三十岁的天才青年，他们自然会骄傲而自信地维护研究院的形象——“好奇心驱使下的基础研究的全球领导中心之一”。实际上我到达之后对此也有些见识：所有驻院学者和访客被邀参加每年一度的晚宴暨舞会，与研究院的常驻和退休教授们欢聚一堂；还有一个关于 “全球化 ”的报告会和一个作家及演员的联合朗读，水平都不同凡响。那次晚宴中设有一个自拍快照的小亭，我和九迪坐进去拍了几张。

没想到那居然是 “终结 ”之前的最后留影——不多久研究院就在疫情威胁下宣布无限期关闭，驻院学者或离开或进入自我隔离。我们属于后者，生活和心理上的改变和其他亿万人类成员基本相似，无须在此赘述。有所不同的，可能是我们的自我隔离显示为漂浮状态的无休止写作：每日我站在一个窗户前在电脑上打字，九迪坐在另一个窗户前在电脑上打字，无声无息中，几个小时消失了，日出日落之间只被饮食和一次长长的散步打断。

也就是在此时，我们结识了普林斯顿树林——这是我起的名字，它的习惯名称 “研究院树林 ”（Institute Woods）似乎过于平淡。这是一片不大不小的树林，从一头直行到另一头约三十分钟。它的好处是全然不加修饰，虽在研究院左近，但其荒野程度让人惊诧和陶醉。进入它的边际马上可以忘却外界的存在，不论是瘟疫、恐惧还是阴天或晴天。

最喜欢的是其中宽窄不一的林中小路，有的弯弯曲曲，有的相对开敞，有的忽然消失，有的泥泞不堪。动物不多但总有鸟声相随，几头小鹿偶尔会蹿出来，突然顿下，转过头，睁着天真的大眼看着两条腿的来客。我们初入树林尚属晚冬，四望是密麻麻的棕灰树干。干枯的树杈在脚下噼啪作响，声音逝入蓝灰的轻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