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小章

在某些特定时候，比如，在当下的新冠疫情中，人们很容易将自己个人的麻烦与社会上普遍的遭遇联系起来。但是，更多的时候却不是这样，人们常常要么局促、封闭、郁闷于一己的欲求和求而不得的烦恼，要么以情绪性吐槽的方式在一些公共空间（如网络）中释放私人的怨气、焦虑、困扰。换言之，我们缺乏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有效纽带或桥梁，缺乏一种如齐格蒙·鲍曼所说的 “将私人忧虑转换为公共问题，以及反过来，从私人麻烦中洞悉并指示其公共问题的性质 ”的有效方式或者说 “转换技艺 ”（鲍曼：《寻找政治》）。因而私人的麻烦和痛苦始终停留封闭于一己之内，而不能归结到一起，更不用说凝聚为共同的事业。

如果不想只是眼睁睁看着个人的困扰和集体的无能同步增长，我们就需要搭建起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个人困扰 ”和“公共问题 ”之间的纽带或桥梁。

一

实际上，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就曾呼吁这种 “转换技艺 ”。米尔斯注意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感到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陷阱，这种困扰实际上与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非个人因素和变化有关，只有将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这两者联系在一起来认识，才能真正理解它们。但是，人们往往不能透过历史的变迁与制度性的冲突来理解自己所遭受的困扰，他们不具备那些对于领会个人与社会之间、个人生活与历史之间、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或缺的心智品质，当然，也就无法甚至根本不会想到要通过控制、驾驭通常在其背后发生作用的结构性变迁来应对其个人遭遇的问题。而“社会学的想象力 ”就是这样一种心智品质，它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使其认识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处境的，进而使人们透过这种杂乱无章而发现现代社会的根本架构，理解这个架构下男女众生的生态和心态。通过这种方式，“个人型的焦虑不安被集中体现为明确的困扰，公众也不再漠然，而是参与到公共论题中去 ”；换言之，“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两者间的联系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下同）。显然，作为一种心智品质，社会学的想象力即是鲍曼所说 “个人困扰 ”和“公共问题 ”之间的转换技艺。而重建这种 “社会学的想象力 ”，正是社会科学家（首先是社会学家）的当务之急。

说“重建 ”，是因为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就像米尔斯所说的那样，这种心智品质并不缺乏。甚至，培育、确立这种心智品质，曾经是秉持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方法论立场的社会学家的一个共同的基本旨趣。比如，在齐美尔（Georg Simmel）看来，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就是要帮助人们认识、理解个人的生活、心性体验与宏观的社会文化形态之间的联系。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价值观念和方法论取向上与齐美尔迥然有别，但他的《自杀论》为我们揭示了潜藏并作用于自杀这一看来显然是个人行为背后的社会病理学，使我们一方面从作为个人行为的自杀去透视社会的病理，反过来又从社会的病理来理解个人的行为，从而提供了一个体现出充沛的 “社会学想象力 ”的研究典范。至于马克思，其理论所表现出的对于无产者，以及对于所有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之人们的 “唤醒 ”，说到底就是让其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个人的命运与他所属的阶级的命运、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认识到无产者只有 “解放全人类 ”，才能解放自己，从而自觉地投身到“人的解放 ”的共同事业中去。

马克思、涂尔干、齐美尔，还有其他许多经典社会分析家，他们尽管在其他许多方面都迥然异趣，但他们的研究和思想都表现出一种类似的 “社会学想象力 ”。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这种 “社会学的想象力 ”在许多社会学从业者中渐渐枯萎、消失了。且不论为什么会枯萎、消失 ——这应该与美国社会学家顾尔德纳（A. W. Gouldner）在其《正在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中所分析的社会学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变化有关：经典时期的社会学家基本上是社会变革的参与者，因而密切关注现实社会问题，与公众同呼吸，共命运；而随着社会学的越来越建制化，到现代时期，社会学者渐渐成为单纯的学术人，其阅听人主要不再是公众，而是与他们同样的学术人，从而逐步远离了现实社会 —仅就表现而论，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式的 “宏大理论 ”以及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式的 “抽象经验主义 ”在米尔斯看来是社会学想象力之匮乏的突出表征。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试图把他所观察到的各种社会类型解析为基本的组成部分，社会就像某个玩牌者手里的一些纸牌，每一个社会都是纸牌各种混合的结果，然而，不管怎么混合，纸牌总是这一些。于是，社会便被视为一种 “社会体系 ”，“社会制度 ”又被视为一种 “处于静止状态的体系 ”。在这样的 “体系 ”中，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所有现实真切的问题和关怀都被过滤得一干二净：“帕森斯并没能实实在在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因为他已受如下思想支配，即他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模型是某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型；因为他实际上把他的这些概念奉为神明了。宏大理论中 ‘系统性的 ’东西即是它脱离了任何具体的、经验性的问题。”与帕森斯式的 “宏大理论 ”表现形式不同，但在缺乏现实感上异曲同工的是 “抽象经验主义 ”。“抽象经验主义 ”并不体现为哪个实质性的观点，而是把自己打扮成 “自然科学 ”的形象。在有关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的争论中，抽象经验主义者热衷于称自己是 “自然科学家 ”，或至少 “代表了自然科学的观点 ”。他们极端关注的是研究所采用的 “方法 ”，可以说是方法至上主义者，而不考虑内容、问题及领域。而所谓科学的方法，最终表现为对 “统计 ”的迷恋，社会学家于是蜕变为社会调查员和统计专家。“抽象经验主义 ”的所有做法，“不外乎用统计手段展示一般性观点以及运用一般性观点说明统计结果。而一般性观点既没有经过检验，也未被赋予具体意义。它们根据数字的需要被挑选，正如同数字被用来配合它们一样 ”。这种研究，看似有严密的结构，并有充分具体的数据表明其真实性，但其真正的意义则被抽空了，因为缺乏明确、真切、与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和公众共鸣的现实问题关怀。

米尔斯认为，缺乏与实质性问题之紧密联系的 “宏大理论 ”与 “抽象经验主义 ”的当道，表明了经典社会学之 “社会学想象力 ”的退却和枯萎。如果社会学只剩下徒见 “形式的、含糊的蒙昧主义的 ”的“宏大理论 ”和徒见 “形式的、空洞的精巧 ”的“抽象经验主义 ”，

我们就无法真切地认识人类与社会。因此，必须将曾经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十分充沛的 “社会学想象力 ”重新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