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时期的背屏式佛三尊造像，是典型的北魏晚期秀骨清像式造像，且更能体现出北魏晚期的汉化造像风尚。主佛面相方圆清秀，头身比例协调，身穿褒衣博带式大衣，身材消瘦

菩萨头像，北齐，贴金彩绘，高33厘米

古印度佛像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贵霜时代、笈多时代和波罗时代，而其中两个都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令该时期的中国佛教文化也随之得到极大的发展，成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历史高峰。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中，师仿与创新同时并存，起源于印度的中国佛教石窟造像艺术，也因此有了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

云冈石窟与犍陀罗文化

公元453年，高僧昙曜与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一次相遇，改写了中国佛教的历史，也为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存：云冈石窟。这是著名的“马识善人”的故事。据说昙曜从中山游历到当时北魏的都城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遇到文成帝出行的车队。文成帝并不认识这位高僧，但当昙曜为车队让出道路时，御马却张嘴衔住了昙曜的衣服不再前行。文成帝唤昙曜上前询问，发现这是位佛法高深的僧侣，拜他为国师，并命他开凿云冈石窟，这才有了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也就是如今的“昙曜五窟”。

这个故事被记载在《魏书·释老志》上，同时也记录了开凿石窟时的情况：“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现在山西大同城西46公里的十里河北岸山崖上，东西连续约一公里的洞窟中，第16至20窟即是“昙曜五窟”，开凿于公元460至470年前后，以三世佛造像作为题材，每个石窟的中央都雕刻着高鼻深目、眉眼细长的巨大佛像，分别代表着北魏历史上的五位皇帝。

北魏建国前，鲜卑族拓跋部几乎与佛教无缘。西方佛教得以在中土大地扎根，离不开僧人法果提出“皇帝即为当今如来”的思想。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希望宣扬佛法的法果拜见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时，将他比作当世如来，并说“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佛教由此受到北魏统治者的推崇。

北魏永安三年的贾淑姿造佛三尊像，面部已经基本看不到北魏传统的秀骨清像特征

菩萨立像头像正面，东魏，贴金彩绘

云冈石窟第20窟的露天大佛，是云冈石窟的象征，也是最广为人知的一座佛像，代表的是北魏早期某一皇帝，传说是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由于洞窟的前壁已经崩塌，高13.75米的巨大佛像如今显露在外。这尊释迦坐像位于洞窟中央，左右是胁侍菩萨立像，然而右侧的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左侧这尊。主佛膝盖下的部位已看不太清，但胸部以上因为石质坚硬，保存完好。其造型古朴、气势宏伟，显示出北方游牧民族的剽悍强大，同时大佛面形丰圆，两耳垂肩，薄唇高鼻，袈裟右袒，带有有别于汉人的特征。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李静杰教授告诉我，云冈石窟佛教造像强调写实表现，特别讲究人体的形体结构和比例关系，“这恰恰是汉化地区以前不受重视的方面，其根源在古希腊罗马，直接的动因就是犍陀罗文化的东传”。汉化地区，也就是敦煌以东，由中原王朝统治的地区一向不太注重写实的人体造型，只追求大体的形似。尽管也有秦始皇兵马俑的头部这样写实的雕塑艺术存在，但其身体都是用模范制作的，并且这也只是昙花一现，很快消失了。但在公元5世纪，因为犍陀罗文化的东传，中国汉文化地区的造型艺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犍陀罗为今巴基斯坦北部白沙瓦盆地周边地区，与阿富汗相邻，属于古代印度十六大国之一，因为地理单元上属于印度板块的西北部，又被称为西北印度。公元1世纪至公元5世纪，佛教在犍陀罗地区盛极一时。因为犍陀罗地区地处东亚、中亚与印度次大陆的交通要道，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不同文化都曾深刻影响了当地佛教，形成了著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