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的弗罗茨瓦夫同乡、比他小17岁的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他1939年的成名作《文明的进程》（über den Proze? der Zivilisation）中以略少些诗意的语言进一步发展了路德维希的“双重性格”理论，认为笼罩在德国整个社会中的对文化的“引以为豪、沾沾自喜”是以德国人不由自主要将“文明（Zivilisation）”与“文化（Kultur）”区分开来的意向为特点的：“在德语用法中，‘文明’指的是有真正用途的事物，但无论如何，这种用途的价值只能屈居第二，它只是由人类的外部表现和人类生存状态的表象组成的。最令德国人引以为豪的、用以阐释他们自身成就与

德国浪漫派重要成员之一阿尔尼姆（Ludwig Achim von Arnim）提出的“草莓”比喻其实比诺瓦利斯（Novalis）的“蓝花”意象更符合德国式的浪漫：“我对那些已经采到的草莓早已经忘却，但那些我至今尚未发现的却一直在我的内心燃烧。”

路德维希坚信：“从信念到疑虑到人的本身，《浮士德》恰恰反映了德国人的全部希望。”在《浮士德》的一个早期版本中，记载浮士德死时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死了，我是一个坏基督徒，我同时也是一个好基督徒。”路德以类似的语言写下自己的遗言：“天上，人间，地狱，无处不晓。”200年后的歌德同样自称：“既善且恶，恰似自然。”

路德维希将德国人与艺术特别是音乐之间格外密切的关系做过这样的归结：“对于永远也不会成为信念的无穷世界的追求，以及思想从逻辑、清醒到神秘、不可知的不断变化飞跃，这是德国人在思考问题和驱除心魔时两股势均力敌的力量。它们构成了德国人的内心世界，这股力量对外驱使他们统治世界，对内则诱使他们转向音乐。”

在欧战正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路德维希写下这样的文字在当时的人看来理应比后人有更多的触动：“没有任何一次德国的胜利能与它的艺术、绘画相媲美。”在序言中，路德维希称德国为“思想精神界人物同国家与政治脱节”的具有“双重性格历史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一辆双层公共汽车，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各自的发展道路，上面一层乘客极目远眺、饱览旖旎风光，但不能影响汽车的方向，因为坐在下层掌握方向盘的司机根本无暇顾及他们。”

无论德国有多少个名称，能用来衡量它的“文明”的重要砝码之一依然是它的“文化”。虽然德意志本身难以定义，以德语为根基的这种文化终究会说服人们相信：不管有多少名牌工厂店，只要还有以书籍印刷量衡量德意志精神的尺度的人存在，德国的精神就会以某种科隆教堂式的当量存在，而不只是缩减为教堂隔壁的某种香水。

德国的书籍和刊物的产量（也即德国智慧的结晶）总是在德国国家权力衰微破落时激增，而在权力日益兴起时下降。

“在德语用法中，‘文明’指的是有真正用途的事物，但无论如何，这种用途的价值只能屈居第二，它只是由人类的外部表现和人类生存状态的表象组成的。最令德国人引以为豪的、用以阐释他们自身成就与自身存在状态的词汇则是‘文化’。法语和英语中的文化概念也能指涉政治和经济、技术和运动、道德与社会现实，德国的‘文化’概念则在本质上指向思想、艺术和宗教，而且有一种倾向，就是在这类事物和另一类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之间划出明确的分界线。”

从信念到疑虑到人的本身，《浮士德》恰恰反映了德国人的全部希望。”

路德维希也着重提到了德国人对于鬼怪故事的偏爱：“在德国的喜剧和话剧中，经常可以看到描写阴间地狱的故事，这是德国人非常喜闻乐见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