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合生命运动的连贯线索

在历代哲学大师的笔下，植物从来都未占据一个显要的位置。卢梭的《植物学通信》本是他写给4岁的小表妹的科普著作，没人会称其为代表性著作。而王阳明也恰好是在庭前默坐之际偶然窥见了面前的修竹，似乎也没有谁会由此论证植物与他的心学体系有何本质性关联。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那些皇皇巨著之中，植物总是偶尔闪现，或作为生动的例证，或作为典型的隐喻，即便有时能够激发、推进思想，但此种暂时性的功效始终不会是

孱弱之思，正是要区别于传统西方形上学的强力形态，后者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主旨，为万物立法，为万民立命，最终意在建构

孱弱之思，正是要区别于传统西方形上学的强力形态，后者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主旨，为万物立法，为万民立命，最终意在建构

植物，正是抵抗乃至瓦解明晰的知识分类体系的原始的混沌之力。植物，正是“多”对“一”的抵抗。

也正是因此，在欣然步入西方哲学家们的园圃之先，尚需对马尔德的“植物之思（plant-thinking）”这个别致的提法稍加解说。詹尼·瓦蒂莫概括得精妙，真正的植物之思并非单纯是“关于”或“对于”（of）植物的思考（thinking of the plant），而更应该是“朝向”或“面对”（for）植物之思索。借用马尔德自己的说法，“of”与“for”的区分正是植物哲学（the philosophy of botany）与哲学植物（the botany of philosophy）之分：前者带着既有的思想形态去研究植物，而后者则将植物之生命融于思想本身的形态与发展运动之中。

将植物之生命融于思想本身的形态与发展运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