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彦

“把西山做远，箭楼大点，我不希望地标性建筑那么虚。”姜文坐在沙发里，用手上的红外线笔指点着眼前的投影幕布。画面里的哈德门、箭楼、西山都远到模糊，它们在电影中最多出现几秒钟，但姜文心里有张比例尺精准的老北京三维地图，他容不得一帧含糊。

这或许就是我至今没有看到成片的原因，电影后期一直在和时间赛跑。

《邪不压正》是一个载体，它让姜文在继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又有机会拍一拍他眼中的北京城。

10年前，好友史航把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推荐给他。“不太适合改电影，随便看着玩。”站在编剧的视角，史航并不看好这本小说。姜文拿到书，一口气看了通宵，书里的东四九条、北海、前门他都再熟悉不过，男主人公李天然路过几次的“内务部街”就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

《侠隐》的故事发生在“七七事变”前期的北平，日本人尚未入侵，但已蠢蠢欲动，各种势力盘踞其中，错综复杂。自幼习武的李天然从美国归来，他想找到杀害师傅一家的大师兄朱潜龙，报一桩血海深仇。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李天然眼中的江湖恩怨与国家的内忧外患掺杂在一起，复仇变得更复杂了。

讲的虽是复仇的故事，但小说更令人称道的是张北海对老北京生活状态的再现，这也是《侠隐》打动姜文的原因。

“有滋味，都是老北京的吃、喝、玩、乐，但要改成电影，需要重新解剖。”一时想不到该怎么做，“又不想做糙了”，姜文就把这活儿搁到一边，先拍了《让子弹飞》，又拍了《一步之遥》。

帮他找到《侠隐》改编灵感的是一幅画。“画展上看到的，画的是个屋顶。”周韵不记得画家是谁，只记得，姜文突然抓住了电影的魂，“白天一个世界，晚上一个世界，屋顶一个世界，屋下一个世界”。这就是《邪不压正》的故事和美学基础。

“头顶上”的世界怎么实现？

姜文电影里的人向来喜欢往高处走，《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总在屋顶晃悠，还跳了一把烟囱。《太阳照常升起》里，疯妈一犯病就往树上跑，最消停的时候是站在屋顶用温州话念“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一步之遥》里的人不再上房了，但在完颜英出车祸去世前，姜文还是把她送到了天上。

对姜文来说，头顶上的那个世界更自我、更纯粹，从前还是用作隐喻，到了《邪不压正》，这个隐喻就变得具体了。

“头顶上”的世界要怎么实现？在电影策划初期，大家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怎么才能让这个屋顶世界独立而自恰。首先，得从物理空间上解决。屋子挨着屋子，院子靠着院子，屋顶就有了单脊和双脊，就能走人了。“不能走着走着没路了，下来走一段。”史航说，大家商量着，用树、牌坊、电线这些东西来过渡。

更重要的是，得有一个屋顶上的生存法则。“那上面有树，有果，有花，人们在上面聊天，朋友和邻居可以串门。”男主角彭于晏说，姜文把所有最正义、最干净的戏份都移到了屋顶上。那里不只有男女主角的感情，还有一群不愿与地上的世界同流合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