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

文/张佳婧

似乎历来作家的情书都逃不了被语录体化的命运，说起翻译家朱生豪的情书，人们往往想到的是“醒来觉得甚是爱你”“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等句子。美则美矣，却仍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宋清如本人对这些信件的认识可谓大气而深沉：“这些残存的信件，既非学术研讨，也没有政治宏论，时代的脉搏极为微弱，无非是个人生活的叙写、情绪的抒诉，以及读书的心得、电影的观感、工作的记述。但是，就前后综合而言，其中有着鲜明的发展变化。从颓唐、苦闷、无聊转而奋发努力，其中贯穿着的主导思想是他的事业心。”她更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些信件“认识理解一个30年代的知识青年在那特定的时代中独特的思想和生活历程”。

1932年，出身名门望族的宋清如辞去家中为她定下的娃娃亲，前往杭州之江大学求学。入学不久后，出于对诗歌的钟情，宋清如参加了“之江诗社”的活动，但因为不了解诗社对旧体诗的偏爱，这位中文系的才女刚来便碰了钉子，一首半文半白的“宝塔诗”被诗社的“老夫子”们不屑一顾。唯有一位男子读了以后，“带着微笑把头低了下去”，他就是宋清如后来的挚友与丈夫——朱生豪。

几天以后，朱生豪同宋清如去信一封，附上了三四首他的新诗，请宋清如指正。一来一往，两人便养成了写信交流诗歌创作的习惯，而后，才子佳人自然而然地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不觉之间早已结下深重情谊。1933年，朱生豪从之江大学毕业，前往上海，任世界书局英文部编辑。毕业不久的他给宋清如去信《鹧鸪天》三首，一句“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意已倾”便诉尽心中情意。

宋清如

与此同时，这也拉开了两人十年异地的序幕。这期间两人一直通过书信互诉衷肠。对于这些一笔一画写就的信件，宋清如一直悉心珍藏，只可惜在抗日战争中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量书信要么散佚要么被毁坏，只留下了1937年之前朱生豪寄给她的书信，但也多达306封。两人辞世以后，他们的儿子朱尚刚将这些书信以时间为序集结成册，也就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朱生豪情书全集》。

和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刚刚进入社会的朱生豪同样怀抱着满腔热血，他的诗作《别之江》何等洋洋洒洒，“从今天起／我埋葬了／青春的游戏／肩上／人生的负担／做一个／坚毅的英雄”。可是，一到上海，机械的工作、单调的生活、困窘的经济，使他看不到前途出路，他反复同宋清如倾诉自己的郁结：“天！我愿意烧，愿意热烈，愿意做一把火，一下子把生命烧尽。我不能在地窖里喊忍耐，一切是灰色的难受。……生活的孤独并非寂寞，而灵魂的孤独无助才是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