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清华大学内校门（摄于1947年）（张祖道摄/FOTOE供图）

流离失所

“我和寅恪抓紧一个大小孩（流求九岁，小彭七岁）。忠良照顾小件行李。王妈抱着才四个多月的小美延。当时必须用力挤着前进，一家人紧紧靠拢，深恐失散。直到住进租界，不见日本鬼和太阳旗，心中为之一畅。”陈寅恪的夫人唐筼曾记录下1937年11月3日一早，他们一家从北平逃亡天津的场景。

四个月前，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还过着优游的生活。他的小女儿刚刚在协和医院出生。陈寅恪的密友、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在日记里记载，7月6日晚，他还曾偕陈寅恪坐体育馆后球场观晚霞。次日“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天津在一个月内相继沦陷，南开大学在炮火中被夷为平地。傅斯年作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所长，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胡适等学界名流密电商讨撤离，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决定在当时相对安全的长沙组建临时大学。9月初，三校师生便踏上逃亡长沙的旅程。

陈寅恪却难以脱身。他的父亲陈三立住在北平城里，见山河破碎，病重卧床，绝食五日后于9月14日忧愤而死。陈三立膝下唯有六子寅恪在他身边，能够主办丧事。陈寅恪的长女陈流求记得，在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他在忧愤交加之下，视力已骤减，同仁医院诊断右眼视网膜脱落，需立刻手术。但日军已占领清华大学，大部分师生已南下，春天时日本人就曾邀请他到日本使馆赴宴，恐怕日本人逼迫，为保名节必须离开，容不得治疗眼疾。陈寅恪待兄弟赶回北平，在父亲过世未满“七七”，尚未出殡时，隐瞒教授身份逃离北平。

天津是中转站，他们原想从此乘船借道到上海或香港再转长沙，而那时长沙已准备复课，陈寅恪一家在青岛登陆，决定坐火车尽快到达长沙。一到济南，风声骤紧。“公子中的公子”在战乱中也命若蝼蚁，唐筼在日记里写道，火车停开，已无所谓班次，见车就上，他们一家买得到徐州的头等卧车票，每人从窗口爬进，却只等到三等车厢中的三个座位，“除吃奶小孩外，两个大小孩挤睡在地上。三个大人只得笔直地坐着，转动亦不易。经历将近二十四小时才到徐州”。在漫天大雨的掩护之下，他们躲过敌机的扫射，由徐州至郑州再经汉口，11月20日到达长沙。

南京陷落之际，国民政府指令长沙的临时大学继续撤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中的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暂且安置在云南蒙自的海关，那也是刚刚落脚的陈寅恪一家的目的地。

《陈寅恪和傅斯年》中记载，当时长沙的师生有三条路可到昆明，一个是沿长江经贵阳由公路至昆明；一个是从长沙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入越南，由河内转滇越铁路至昆明；陈寅恪则选择最早一批走水路，先到桂林，再至香港，最终坐海船由越南海防至蒙自。抵达香港时正值春节，陈寅恪的小女儿高烧不退，唐筼更因心脏病复发住院，他们得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夫妇接济，租得居所。新年后唐筼尚不能起床，陈寅恪独自一人前往云南。

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合影（FOTOE供图）

1938年4月他与闻一多、吴宓等十几位教授相聚蒙自，终暂得安歇。他们住在歌胪士（Kalos）洋行楼里，半西式的房屋老旧、逼仄，又有鼠患。教授们正餐吃不饱，买咖啡馆里的面包填肚子，晚上还要把面包用线吊在空中，防止老鼠偷吃。但学生们陆续赶来后，小县城熙熙攘攘，景色又绝美，恍若太平盛世。“南有瀛洲亭，北岸为蒙自师范学校及Kalos洋行楼房，东为由校入城之石路，西则为堤，有桥、有树，堤西为巨湖，有荷花，极广且盛。”《吴宓日记》记载，“更西南为菘岛，遥南为军山公园，湖岸环以柳槐等树，南岸有三山公园，又有昔法人布置之墅宅，以花树覆置为壁。”陈寅恪常与吴宓在湖边散步，他见此湖颇似什刹海，作下“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的诗句，话里话外都是国家兴亡。

自5月学校复课以来，小城便阴雨连绵。中日战事节节败退，5月19日徐州失陷，自前一年12月底打响的徐州会战溃败，“外传中国大兵四十万被围，甚危云云”。听闻噩耗，湖光山色在陈寅恪眼中变为了“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他在《残春》里写“曹社谋亡梦已真”，用《左传》中“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官，而谋曹亡”的典故，表达对国之将亡的忧虑。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陈寅恪的悲观从历史中来，他将时局比作古代中国政权的南迁，一俟南迁便再无回头之日。停留蒙自四个月后，因柳州中央航空学校要迁蒙自，占用联大大部分校舍，他随众师生迁往昆明西南联大本部，继续治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