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葫芦是一种跨越阶级和时代的甜食（李松鼠 摄）

记者/黑麦

实习记者/印柏同

最早的甜味来自鲜花与蜂蜜，是蜜糖打通了人类味蕾的最后一道屏障，所以常有人说，人不必食糖，因为身体并不需要。但心里的满足，是要靠糖的，这就是为什么诱人的甜品和馋人的汤圆要放在餐后，松软的点心和果子要留在茶余的原因吧。

我们时常谈起八大菜系，鲁、川、粤、苏、闽、浙、湘、徽，但却不知道如何归类点心。点心也不像大菜一样，直接表达年年有余或是招财进宝的那种雍荣华贵，因此圆桌的当中，并没有点心的一席之地，它们更像是每年春节盛宴上捧月的“众星”。但是倘若没有了过年的点心，似乎便少了某种新年专属的花哨。

于年夜饭而言，点心不可“喧宾夺主”，仿佛又不可或缺，它见证着临近除夕前厨房里的油炸烹炒，直至元宵节时的最后一碗冒着热气的汤圆，默默地贯穿整个新年；它也会出现在待客的茶水果盘边，以及孩子们饿着肚子等着开饭却又耐不住诱惑的每个时刻。这些“小玩意儿”，最直观地承载和映射了每个时代和地域人们饮食和生活的文化特色，在春节的趣谈之间，它也与我们保持着“触手可及”的距离。

作为一个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有余的南方人，周作人在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里，为南北方的点心下了一句经典的注解——北方的点心是常食的性质，南方的则是闲食。这里的常食是指可以作为主食之用，而闲食是指当作小吃、零嘴。当然，现如今的北方点心并非全是如他所述一般，逐渐褪去碳水的色彩，而南方的有些点心早已成为闲趣饮食文化中最主要的一部分。

民国时期的北京，是被“饽饽铺”统领的时代，200余个“主食干粮”（饽饽铺的蒙古语原译），是北京人关于甜味最初的记忆。金匾大字，照人眼目，考究的装潢给人一种高高在上之感。人们走进来就会吃惊地发现，那里不设柜台和橱窗，像是只卖给懂行市的人，或是高官富商，总之从外面根本看不到点心。

据王世襄回忆，在他小时候，糕点都放在朱漆木箱内，距柜台有一两丈远，只能“隔山买牛”，说出名称，任凭店伙计去取，如若不懂，吃到什么只靠运气；刚来北京的人，则一定要有熟人带着一一介绍。不过彼时点心的口碑，也是如此传递出去的。

不少北京人觉得点心无非是些“满人的干粮”，甜不当饱，咸能顶饿，是当时老百姓的吃喝逻辑。梁实秋曾在《雅舍谈吃》中说：“说良心话，北平饼饵让人怀念的实在不多，有人艳称北平的‘八大件’‘小八件’，实在令人难以苟同。”周作人更是直言“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足以看出，在老北京住过的文人名客，似乎对老北京的点心并不“买账”。让他们真正动容的，多是出自民间的回民小吃，糖耳朵、焦圈、驴打滚，买上几个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