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一峰

一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温庭筠的诗句，折射出行旅之人内心的愁苦和焦虑。而在没有飞机、没有高铁，交通甚为缓慢不便的古代，这种长途旅行所带来的痛苦和焦虑，较之今日尤甚。有限的交通条件，限制了大多数人的活动范围，却挡不住那些立志远行者的脚步。他们或出于外交上的使命，或缘于宗教上的虔诚，西涉流沙，劈波斩浪，走出国门，来到了万里之外的异域他乡。

从政治军事角度讲，中国与西域的相遇，大抵是以西汉张骞出使作为标志的；而在商业贸易层面，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和田美玉，已经证明了先秦时期中西方商贸往来的存在。然而，上述这些相遇与接触，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的考量，抑或对于奇珍异宝的渴望，而非精神和文化层面的深入互动。在此方面，中华文明与异域文化全方位的遭遇和碰撞，当是与西来的佛教，及其背后所承载的印度和中亚文明密切相关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方式和路线仍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但其真正走出狭小的信众群体，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抑或西方汉学界所谓的早期中古时代。正如田晓菲所言：“它和近代中国的情形非常相似：它们都是社会文化经历大迁移大变革的时代，都与异域文化发生了深层的接触。”（田晓菲：《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三联书店二○一五年版，中文版前言 1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对于历史和文学研究者而言，早期中古和近代中国确实是两个极富魅力的时代。“这两个时代，在很大意义上都是 ‘翻译 ’的时代。”（中文版前言 1页）这种文化 “翻译 ”所带来的交织和错位，以及其所呈现出来的张力和复杂性，为跨文化研究者积累了极为珍贵的 “学术矿藏 ”，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的生长、变化和调适提供了必要的外在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