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路：我是怎样开始创作的

我的第一部纪录片《窦豆》是1998年开始制作的，完成于1999年，而我最近一部纪录片《少年小赵》则完成于2015年。记得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自己是懵懵懂懂的，对于纪录片的了解更是一知半解，基本上全部的经验就是在学校期间看过的几部经典之作，比如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维尔托夫的《持摄影机的人》，也有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的《寻找小津》，赫尔佐格的《发光的山》等这些记录电影。现在想来当时看这些影片的唯一的好处是开始让自己觉得不惧怕纪录片创作，不但不惧怕，反而增加了拿起摄影机创作的勇气。

《窦豆》也是基于那种情形下的一种直觉创作。一直到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拍摄《铁路沿线》时，我才开始在影片当中有意地尝试了仿佛是某种刻意的美学风格的镜头。由于第一次拍摄时便自然使用了采访，所以一直保持了这样一种方式。

创作：探索不同方式，不断追问意义

直到有一天看到了美国导演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提提卡失序记事》，突然觉得好像有了一种被撞击的感觉：在他的影片当中完全没有采访。我很快地了解到，这仿佛是一种源于美国的，叫作直接电影的纪录电影，但同时又很快了解到，还有另外一种发源于法国的，叫作真实电影的纪录电影。

那段时间纠结得不行，不知道该往哪条路上前行，有一次一位台湾的学者来采访我，我们谈起我的纪录片里面的作者太多的问题，把访谈的形式也归结为一种态度，一种对于直接电影反抗的态度，这让我有些始料不及。访谈之于我其实只是随手拈来的方法而已，那时我还没有能力思考更为自觉的创作方法和态度。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虽然在自己的纪录片里沿用了访谈的方法，但是多少有一些忌惮，甚至在想哪一天我要彻底地放弃访谈这根拐棍。

2006年，我终于有机会在一部影片里面尝试我一直以来念念不忘的方法了。前期拍摄时我有意地与拍摄对象保持比以往更远的距离，希望能够在影片里面形成一种更加冷静的观察的效果。

第一版剪辑结束，我为自己能够轻松地掌握另外一种拍摄方法而兴奋。这部影片就是后来的《伞》。然而这部由五个版块构成的影片的最后一个部分，由于过度的隐喻而变得不够实在，准确地说我自己也没有满足那一版。思来想去，我决定重新补拍。

▲《伞》 图源网络

于是我带着团队来到了河南洛阳的一个小山村，应该说做这个决定也是非常危险的，完全有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最终我还是出发了。在出发的时候，我怀疑我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结，不仅束缚住了自己，还因此而做出了一种被大家看穿并质疑的直接电影的效果。

非常矛盾。一方面困于补拍的难度，一方面纠结于补拍的方法。这次补拍是我依照已经形成的感受，采访了那位在片尾处痛苦的那位大爷，并依照一种内心的召唤，把它按照顺序放在了结尾，其实也是顺势而为，也是大家现在看到的结尾。虽然好像有一些突兀，但对于我来说，它恰恰是在一个片子内部完成了对两种形式的统一，我并没有为此而感到不安。

《少年小赵》是我第二部以一个人为拍摄对象的影片。当然一开始我并没有这样设置，这也是完全依照前期拍摄的情形而定的，也是一种顺势而为。从我一开始拍片到现在，有些创作上的方法和观念已经完全改变了，但是有一些还在坚持，这些至今还在坚持的，也就是上面我介绍给大家的。

再出发：将镜头对准自己

目前我的创作又进入了到了一个新的瓶颈，我开始质疑纪录片对于社会的意义，这源于我自己的所有创作，也可能以前我过于看中了这个方面的意义了。因此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我希望可以放下这些外在的东西，去探讨一次自己生命内里的意义。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也在反思这件事情，去想象它的形式和它的可能性。这个尝试有别于我以往任何一次创作，虽然我还没有开始真正的面对它，我已经能够感受到它难以捉摸的特点，我觉得它对于我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让我停了下来，反思很多关于创作方面的问题，关于真实的，关于价值的，关于纪录片本身的。有人说纪录片与生俱来就是有原罪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的影片都是建立在大家的施舍和不计较上，由此我也越来越胆怯再把镜头对准别人了。

以前我是拿着摄像机把镜头对准外界的，这次我打算调转镜头，对着熟悉又陌生的自己，做一次挑战式的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