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贝小戎
昨天晚上10点，李易峰及李易峰工作室发布声明，说网上有关其个人生活的言论“均严重不实”“系别有用心者恶意捏造并散播的谣言”；结果是今天下午5点，“平安北京”通报， 演员李某某对多次嫖娼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其已被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李易峰被拘留，让打脸来得更快了，让人们对有着“自信的眉毛”的人丧失了好感，也让冯小刚看人的眼光再次遭到怀疑。
如果说李易峰违法乱纪是胆大妄为、自取灭亡，那么矢口否认、假装淡定就是欺世盗名、心存侥幸了。“你可以在一时蒙骗所有人，也可以在长时间蒙骗一些人，但不可能在长时间蒙骗所有的人。”
莎士比亚戏剧《哈姆莱特》中，御前大臣波洛涅斯对儿子雷欧提斯说：“你必须对自己忠实，正像有了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这位父亲认为真诚是美德的基本条件。忠诚就是始终如一不动摇，真诚就是面对自身不该有什么借口托辞。真诚就是通过忠实于一个人的自我来避免对人狡诈。
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所著《拉摩的侄儿》揭露了作为社会之基础的伪善原则，证明装模作样的社会将导致人的正直尊严的丧失。
拉摩的侄儿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是高傲和卑鄙、才智和愚蠢的混合物”。但至少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代表着人类精神、活力、期盼、向往中所固有的自由。
杨国荣教授说，在儒家看来，道德以诚为前提。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与令色都具是刻意矫饰、作假。巧言是虽不真正接受和认同，但却在言词上曲意迎合，令色是内心并无敬重等意，但却装出敬重等神色。
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及人格的关系很早就予以较多的关注，儒家提出理想人格以真正具有为特点。《论语》中，“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里的“信”，主要表现为守信或诚信，所谓“信则人任焉”，意味着如果真正具有诚信的品格，便能够为人所信并得到任用。也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则进而将“朋友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
《猎谎者》剧照
假装真诚、在道德上作假，其性质近于伪善。
孔子区分了为己与为人，为己即培养真诚的德性，造就一个真实的自我；为人则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赞誉而刻意矫饰，其结果往往流于虚伪。从真假之辩的角度看，上述意义上的为人，主要表现为做给别人看，它在实质上表现为假装认同一定历史时期的道德原则并依此而行，以求获得社会的肯定。这一类假装的真诚，每每被视为伪君子或假道学。
美国学者特里林说，奥斯丁在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立誓忠于诚实的灵魂，教导我们，通往高贵的唯一道路是对责任的认可和恪守，是根据当下存在的各种条件完善自我，是矢志不渝。”
卢梭屡屡嘲笑蒙田，说他假天真，假装承认自己的缺点，却小心翼翼地只给自己派上一些可爱的缺点。他不怕在世人眼里伤害自己，他坦白了几件他出于冲动所做的事：跟一个朋友出游，却在朋友癫痫病发作时半夜把他遗弃在陌生小镇的街头；他偷了一条丝带，却诬陷是善良的女仆偷的。在卢梭看来，一个人要活得好，紧要的就是心地单纯，品行端正。而戏剧把单纯变得事故，用自我欺骗和道德敏感代替品行的端正。
艾瑞·霍布斯鲍姆在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中写道：“我首度邂逅巴黎是在1933年春天……叔叔对着路旁的站街女郎以及塞瓦斯托波尔大道一带的红灯区指指点点。不过，当时我并未走进其中任何一家。要等到好几年的某个夜晚，我在一栋那样的建筑里面，在一群赤条条的女士之间，在一张四面环绕着镜子的床上失去了自己的童贞。”
霍布斯鲍姆传记《历史中的人性》一书中说，霍布斯鲍姆在40来岁时，交往了一个22岁的兼职性工作者，“他并不因这段关系感到羞耻，也不曾试图掩饰。他带她去看芭蕾舞表演，同去的还有他的建筑师朋友马丁夫妇。他会在课堂上偶尔提起：‘我有个朋友，是妓女。’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只不过是毫不畏惧提起那些别人可能会看不起的人。”
李易峰让人失望了两次，第一次是违法，第二次是说谎。《纽约时报》一篇文章说：“伪善的人假装自己是正直的，试图误导人们对他们的判断。比如你一位同事是环保主义者，呼吁人们节约用电，批评别人打印的时候只用单面。但你却发现他在家时自己都做不到这些。对此人们之所以很愤怒，是因为感到自己被伪善的人欺骗了。人们认为伪善是不诚实，比那些直接说假话的人还不诚实。伪善的人比公开说谎的人更不可信、更不招人喜欢、更不正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