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届普利策奖得主、美国历史作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在她的名作《八月炮火》的开篇描绘了1910年5月英王爱德华七世在伦敦出殡时的情景：9位欧洲最尊贵的皇帝和国王策马跟随在灵车之后，接着是5位王储、40多位亲王、7位皇后以及形形色色的达官贵人。在出席葬礼的70个国家的代表中，只有法国、美国、瑞士3个共和国派出的是不带贵族头衔的公民，就连远在东方的日本、暹罗和中国清王朝也有宗室成员前去吊唁。

值得一提的是，葬礼上出镜率最高的几位君主，本身是具有血缘关系的近亲。51岁的德皇威廉二世是逝者的外甥，也是新英王乔治五世的表兄，他的母亲维多利亚是爱德华七世最年长的姐姐。年近七旬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八世和希腊国王乔治一世则是爱德华的遗孀、66岁的亚历山德拉皇后的亲兄弟。弗雷德里克的次子卡尔在4年前加冕为挪威国王，史称哈康七世，他已经和自己的表姐、爱德华最小的女儿毛德公主结了婚。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迎娶了爱德华的外甥女、德国巴滕贝格的维多利亚·尤金妮娅公主，维多利亚的母亲则是爱德华最小的妹妹比阿特丽丝。年轻的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是爱德华七世的父亲阿尔伯特亲王的侄孙，就连尊贵程度稍逊的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一世以及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二世，同样与英国王室属于同宗。这种千丝万缕的纽带关系，和当时国际局势的紧张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贵族社会最后的余晖。

而决定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后来人生轨迹的诸多要素，在这场葬礼中都已经浮现。乔治五世是她的祖父，短短4年之后，他将和自己的俄国表弟、沙皇尼古拉二世一起，进入一场与自己的德国表兄为敌的残酷战争。而和西班牙王后一样来自巴滕贝格家族的路易斯亲王在1884年迎娶了爱德华七世的另一位外甥女、黑森－莱茵大公国的维多利亚公主，两人的外孙之一就是伊丽莎白女王未来的伴侣菲利普亲王。因此在辈分上，女王和丈夫属于远房表兄妹。

现代欧洲王室尤其是英国王室和旧大陆贵族之间错综复杂的联姻关系，始于19世纪初的一段往事。1817年，神圣罗马帝国中萨克森王国维廷王室的两支后裔——科堡公国和哥达公国决定为其男女继承人缔结婚缘。尽管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9年，但由于女方一系的家族绝嗣，两个公国的土地和爵位的继承权最终还是归于这段婚姻产生的第一个孩子恩斯特，在恩斯特成年前则由其父亲老恩斯特暂领。这就是欧洲最著名的“王室出口商”萨克森·科堡－哥达（Saxe-Coburgand Gotha）公国的由来。老恩斯特的妹妹维多利亚在1818年嫁给了英王乔治三世之子爱德华亲王，19年后，因为乔治三世的子嗣皆已亡故，英国王位被奉戴给了维多利亚和爱德华之女小维多利亚，也就是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有意思的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是老恩斯特的次子，两人属于表兄妹联姻，类似的情况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伊丽莎白女王身上又出现了一次。自此，英国王位的继承权归于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名下。

作为“日不落帝国”黄金时代的象征，维多利亚女王18岁就登上王位，统治英国及其殖民地达63年之久，留下了两项重要的历史遗产。首先，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庞大的姻亲网络在她的经营下得到了进一步扩充，不仅英、比、葡三国王位的继承权归入同一家族名下，还和俄国罗曼诺夫王室、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以及法国奥尔良王室结成了亲家。维多利亚女王因此被尊称为“欧洲祖母”。其次，这位女王将英国国王的身份视为一种严肃的政治职务，而不是个人弄性尚气的工具。对她来说，国王首先是不列颠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机关，其次才是活生生的个人，她或者他的一切个人性格与欲望都必须服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针对“光荣革命”以降已然形成的王室与议会、内阁三大机构在决策过程中的权力边界，维多利亚及其后代甚少做出公开的挑战，更多只是针对国会和内阁已然成型的提案发表观点，或者凭借个人阅历为首相提供制定政策的参考。这种家族传统对伊丽莎白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不过，随着民族主义浪潮逐步席卷世界，英国王室作为全国“第一家族”和全民利益的化身，不得不忍痛割舍昔日引以为豪的跨国亲缘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表示和德国不共戴天，英国枢密院褫夺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幼孙、奥尔巴尼公爵查尔斯·爱德华的英国贵族身份——查尔斯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产和公爵头衔的继承者，他选择站在德国一方对祖母的国家作战，因此被视为敌人。而大众舆论对王室的影响，甚至还蔓延到了称谓、姓氏和人事任命上：为了回应民间激烈的反德情绪，英国王室在1917年将其官方称谓由德国化的萨克森·科堡－哥达改成了温莎（Windsor），伊丽莎白女王的祖父、乔治五世的皇后玛丽则把自己的姓氏从德国化的特克（Teck）改成了坎布里奇（Cambridge）。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婿、德国巴滕贝格家族的路易斯亲王在青年时代已经加入英国籍，开战时正担任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参谋长）的要职。由于公众怀疑他可能“通敌”，路易斯·巴滕贝格在1914年10月被迫辞职，三年后还声明放弃一切德国贵族头衔，姓氏也改成了英国化的“蒙巴顿”（Mountbatten）。这位不幸的路易斯亲王的幼子便是“二战”中赫赫有名的蒙巴顿伯爵，他也是菲利普亲王的舅舅和女王夫妇的媒人。

对亲眼目睹了德奥俄等多民族帝国在“一战”末期发生崩溃、“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恩格斯语）悲剧的英国君臣而言，君主立宪制如何在大众政治时代存活下来，已经成为相当严峻的现实考验。它不仅需要自我更新和与时俱进，往往还必须懂得妥协。反之，君主若是表现出过于强势的个人意志，敢于和内阁以及国会的大政方针截然对立，结局将很难善终。1936年爱德华八世震惊世界的逊位危机，直接原因固然是国王“爱美人不爱江山”、执意要和离异的美国女士辛普森夫人结婚，深层根源则是枢密院和内阁担心具有亲纳粹倾向的爱德华会影响英国的外交政策，更担心个性强硬的爱德华一旦在婚姻问题上获胜，将进一步介入实际的政府决策，从而破坏英国自18世纪末以来已经定型的虚君模式。而爱德华八世的退位，标志着传统和议会的最终胜利。继承王位的是爱德华之弟乔治六世，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父亲。这位海军军官出身的国王和自己的曾祖母维多利亚一道，成为女儿的榜样。

无法摆脱的遗产

英国王室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娴熟公关技巧有时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女王真的已经变为普通人，和联合王国以及另外14个奉她为国家元首的英联邦成员国的公民一样拥有真实的喜怒哀乐、情绪波动，可以在儿孙绕膝中度过余年。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从来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普通人”。从1926年4月21日出生开始，她没有一天踏进过真正的学校，一直是由祖母玛丽王太后、保姆以及家庭教师负责教育的。她的童年女伴几乎都来自自己出生的家族；当乔治六世夫妇出国进行外事访问时，他们会把年幼的女儿留在温莎城堡的家中。

作为一位“半道出家”的国王，乔治六世有着复杂的性格特征。他曾经对自己的密友和未来姻亲蒙巴顿坦言：“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如何当国王的训练，我一直就只是个海军军官。”然而，命运注定要使他接受和父亲乔治五世一样的考验，扮演好战时国王的角色。乔治六世的回应方式也是完全军人式的：他毅然承担起了在广播演讲和巡回视察中鼓舞军民士气、充当英国抵抗精神象征的责任，同时自愿接受战时生活用品配给制度的约束。大战期间到访过温莎城堡的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王室成员居住的房间没有暖气，热水也是限量供应的。

作为人到中年的国王夫妇最大的孩子，伊丽莎白公主成为英国未来君主的命运在战争期间实际上已经注定。相应的，她从14岁起就必须开启作为“准公职人员”的生涯。在国王本人的要求下，1940年，伊丽莎白录制了一段面向撤离英国本土、疏散到北美的英国儿童的广播演说，她提到每一个英国人都在“努力分担战争的危险和悲伤”，并且“一切最终会好起来”。当时伦敦正处在德国大规模空袭的威胁下，大法官海尔舍姆勋爵提议让两位公主去加拿大避难，但王后坚定地表示：“没有我在身边，孩子们不能走。没有国王在身边，我也不会走。而国王永远不走。”

大战爆发时，伊丽莎白和妹妹玛格丽特被单独留在了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堡。1940年夏天之后，她们被转移到温莎城堡，参加了母亲名下的基金会为前线将士筹款购买军服的表演。1943年之后，她开始独立承担王室的礼仪职责，代表父母视察王家卫队，并在乔治六世出访国外时列席政府会议。从那时开始，作为一名特殊意义上的“终身雇员”参与政治活动就成为伊丽莎白的宿命。1945年春天，她还在驻防英国国内的妇女辅助本土服务队（ATS）中服务过5个月，接受了汽车驾驶和汽车维修课程的培训，并被授予荣誉初级指挥官（相当于上尉）军衔。这段特殊的经历，以及1945年5月9日当天在伦敦街头与市民共同欢庆对德胜利的体验，也成为女王后来终身的骄傲。

当伊丽莎白公主在大后方的伦敦承担作为王室成员的责任时，她未来的丈夫、1921年出生的菲利普亲王正跟随自己的舅舅蒙巴顿，在地中海和太平洋上度过险象环生的日子。他曾经在马塔潘角海战中操作探照灯指向暗夜中的意大利巡洋舰，也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见证了日本代表签署投降书。不过在闲暇时间，菲利普最经常的消遣是给自己的远房表妹伊丽莎白写信——1939年7月，乔治六世和蒙巴顿回到他们共同的母校达特茅斯海军学院故地重游，蒙巴顿召来自己的外甥、刚刚在那里入学的菲利普，让他领着国王两个年幼的女儿四处参观，两个年轻人就此相识。1946年夏天，菲利普正式向乔治六世提出申请，希望允许自己迎娶伊丽莎白。国王对此表示了谨慎的担忧，因为公主“从未接触过其他同龄的年轻男性”，很难断言这究竟算不算真正的爱情。但对一段传统的王室婚姻来说，菲利普的家庭背景和职业履历却是再合适不过了：他拥有丹麦和希腊双重王族的身份，伯父康斯坦丁一世曾是希腊国王，而且是在英国受的教育，又有海军军人背景。1947年7月10日，乔治六世正式同意了两人的订婚请求。

直到这时为止，26岁的菲利普还是以丹麦公民的身份在皇家海军中服役。为了迎娶未来的英国王位继承人，他放弃了自己冗长的父系姓氏“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松德堡－格吕克斯堡”，入籍成为英国公民，并以母亲的家族名称蒙巴顿作为自己的新姓氏。两位年轻人的婚礼于1947年11月20日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全世界有2亿人通过BBC广播收听了现场转播。在大战结束不久、物资依然极度紧缺的伦敦，人们用向菲利普夫妇寄送邮包的方式表达最实惠的祝福：一个美国妇女协会寄来了几百双尼龙丝袜和用锡纸包裹好的烤火鸡，因为她们觉得“那两个年轻人一定吃不饱”。这当然是一种夸张，但的确反映了战后初期英国社会的某种窘迫状况——实际上，连伊丽莎白制作婚纱用的布料都是凭特种纺织品配给卡才买到的（当时战时配给制度在英国尚未结束）。英属印度王公们赠送的是象牙、金银器皿和珠宝。就连全世界对英国君主制最不抱好感的人物之一——“圣雄”甘地也表达了诚挚的祝愿，他赠送的礼物是一块用自己亲手纺出的棉线编织的桌布，公主夫妇也托担任印度副王的蒙巴顿向甘地转达了谢意。

到这时为止，伊丽莎白和菲利普期待的仍然是过上一种属于“现代年轻夫妻”的生活。伊丽莎白在1947年第一次代表父亲出访南部非洲殖民地，当时她在广播演讲中表示：“我将毕生致力于为你们和伟大的王室服务，我们所有人都属于王室。”新婚燕尔的菲利普则大部分时间继续留在海军服役，当时他是英国皇家海军里最年轻的中校，前途远大。但这一切在1952年2月发生了重大转折——当年轻的公主和亲王在英联邦成员国肯尼亚出访时，乔治六世因为血栓去世的消息突然传来。不满26岁的伊丽莎白现在成为整个英联邦的元首，菲利普则是她的头号副官。

一位25岁，喜欢骑马、狩猎和逗弄柯基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女性，如今要成为一个庞大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这个国家的真实境地，又是前所未有的衰颓——在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丧失整整两代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之后，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正在以雪崩般的速度走向收缩和瓦解。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首相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发现，英国的出口贸易额已经锐减到不足战前的40%，商船吨位由于德国潜艇的绞杀而损失过半，战前的黄金储备和海外投资已经丧失了一半以上，还欠下美国以及各自治领35亿英镑的外债。尽管美国后来通过“马歇尔计划”提供了60亿美元的贷款，但光是重建战时被毁的400万栋房屋并安置以每年150万的速度复员的军人就花去了其中一大部分。在此情形下，工党政府于1947年1月20日发表了一份外交政策白皮书，承认“不列颠现正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它需要立即切割早已无力承担的海外义务，首先便是放弃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大片殖民地。

1947年8月15日，在末代印度副王蒙巴顿勋爵的主持下，英属印度正式获得独立（形式上继续作为英国的自治领地），并分裂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紧随其后，过去由英属印度管辖的缅甸于1948年1月4日宣布独立，锡兰亦于2月4日独立。西印度群岛的7块殖民地和非洲的尼日利亚随后也开始自治领化，拥有了立法、国防和外交方面的完全自主权，不必再服从英国殖民地部的管辖。“一战”结束后由英国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地区则在1948年孵化出了独立的以色列国。1949年4月28日，包含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在内的自治领外长会议在伦敦通过了《伦敦宣言》，正式宣布放弃“英帝国”这一称谓，并结成基于共同历史背景的独立主权国家联合体“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除缅甸和爱尔兰之外的原英帝国成员先后加入了该共同体。和英国拥有完全主导权的旧帝国相比，英联邦是一个结构松散得多，影响力也相差甚远的组织。诚如凯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言：“英国是19世纪国际交响乐团的指挥，现在它已不再有能力担当这一重任，乐团也分裂成了几支不相协作的小乐队。”

更重要的是，战后“婴儿潮”世代的英国人已经不再能被塞西尔·罗德斯或者鲁德亚德·吉卜林这样的旧式“主流”公众人物所打动。他们出生在战后短缺时代的阴影下，但对社会权益和公共福利的要求却比他们的父辈要激烈得多。伊丽莎白二世和这些视她为统治者的人从来都不属于一个阶层，但她必须至少在形式上理解自己的国民，否则王室本身都将不复存在。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在中东、东南亚乃至欧洲许多地区，新一轮针对君主制的革命正在发生。

从丘吉尔到撒切尔

1953年6月2日，已经即位一年多的伊丽莎白二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完成加冕典礼，正式成为联合王国及其海外自治领的君主。这是一场带有浓厚复古风格的仪式，超过8000名宾客现场见证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帷幕背后为新国王完成涂油祝圣，2万多名三军官兵、26辆马车以及29支军乐队簇拥着女王夫妇乘坐的金色王室马车从大教堂驶向白金汉宫，沿途围观的伦敦民众超过了300万人。站在女王身边的除了丈夫菲利普亲王，还有一位78岁的老者，他也是陪伴乔治五世度过战时岁月的同一个人：丘吉尔。

战后英国社会尤其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年长一辈人在面对殖民帝国崩塌时的矛盾心理，在丘吉尔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1951年涉险击败艾德礼、重返唐宁街10号之后，前战时首相立即停止了前任煞费苦心的战略收缩政策，开始追求所谓“三环外交”——保全英帝国，强化英美特殊关系，与西欧国家发展一体化往来。在肯尼亚，英国重新投入正规军，血腥镇压了当地土著居民发动的茅茅起义（Mau MauUprising）。在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也展开了针对反抗游击队的大规模治安战，为此不惜继续对东南亚增兵。不过在更大的范围内，非殖民地化运动的蓬勃兴起使英国重新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在英联邦体制下与伦敦日渐游离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则转而向华盛顿示好。偏偏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无意维护英国的海外殖民利益，反而对伦敦的顽固立场怀抱戒心。

1955年4月，年事已高、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受到保守党内强大压力的丘吉尔宣布退休，由其多年的副手、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继任。1956年初冬，艾登悍然与法国和以色列联手，出动航空母舰以及两栖作战部队入侵苏伊士运河区，试图阻止埃及纳赛尔政府将运河国有化的决定。出人意料的是，美国和苏联采取了一致立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做出了实施核报复的表态，艾森豪威尔则分别给英、法、以三国领导人打电话，勒令其在24个小时内停止进军。艾登随后在1957年1月黯然辞职。同一年，丘吉尔的女婿、新任国防大臣邓肯·桑迪斯（Duncan Sandys）发表了一份名为《英国对和平和安全的贡献》的白皮书，宣布将武装力量的规模从70万人一次性削减到40万人。英国殖民帝国的崩溃随后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东南亚、印度洋和非洲的版图也陆续丧失。

伊丽莎白女王并没有受到这些大事件的影响。实际上，作为立宪君主，她所承担的使命更多是象征性和程序性的。蒙巴顿勋爵后来在自己的官方传记中回忆，女王对非殖民地化运动抱有一种“克制的善意”，并且并不赞成艾登入侵埃及的决定。不过，更多时候，她还是像自己的父亲那样频繁出访海外，为维持英联邦表面上的团结发挥个人魅力。1953年加冕典礼结束后，女王和菲利普亲王进行了一次涉及13个国家、总行程超过6.4万公里的环球亲善之旅，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受到了热烈欢迎。类似的出访行程和官方活动在她的一年中通常要占用320天以上的时间。1957年艾登首相辞职后，由于当时保守党内部还没有建立成型的党魁选举，枢密院议长索尔兹伯里勋爵建议由女王本人来选择继任者。不过伊丽莎白做出的反应是极其小心翼翼的：她咨询了丘吉尔、大法官以及代表保守党后座议员的“1922年委员会”的意见，最终接受了他们共同推荐的人选哈罗德·麦克米兰（Harold Macmillan）。6年后，当麦克米兰也宣布辞职时，女王又接受了他推荐的继任者亚历山大·道格拉斯－休姆（Alexander Douglas-Home）。1965年之后，保守党建立了新的党魁选举制度，从此女王也不必再直接介入执政党的内部人事安排和决策流程。

休姆的内阁仅仅维持了一年就宣告解体。前牛津大学讲师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在1964年大选中获胜，开始了工党在战后的第二段执政期。但这段6年的时光却成为70年代经济衰退的序曲：受全球产业转移的影响，从1963年到1968年，英国的国际收支连续6年出现巨额赤字，累计达37.78亿英镑之多。威尔逊政府虽然通过从苏伊士运河以东完全撤军、进一步切割海外义务减轻了财政负担，但因为首相试图模仿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路线，建立“高税收、高福利”的新模式，反而造成了新的赤字。对公共服务和工业生产部门的激进国有化改造导致生产效率下降、浪费增加，不切实际的高福利使得政府公共支出增加到每年140亿英镑。而威尔逊的对策是实施英镑贬值和削减工资增幅，导致全国性罢工层出不穷。到1969年底，英国累积的外债规模竟高达99.35亿英镑，内债更是达到了308.4亿英镑。工党良好的施政意愿与混乱的政策路线造成了一系列矛盾，以至于最后连选民也感到困惑。威尔逊最终在1970年的经济衰退中下台，但保守党也未能实现稳固执政，两党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拉锯期。

在这种犬牙交错的局面中，女王又一次被推向舞台中央，承担了她并不十分情愿的选择执政者的工作。1974年2月大选中，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领导的保守党赢得了更多普选票，但因为对选区侧重的判断出现失误，在最终席位上略微落后于哈罗德·威尔逊的工党。由于两党实际获得的议席数量都没有达到下院的半数，不足以完成组阁，议会出现了悬滞状态。这种情况下，女王鉴于希思和第三党的结盟谈判连续陷入僵局，最终选择了威尔逊组建少数派内阁。而威尔逊随后在10月的第二次大选中获胜，结束了希思的政治生涯。保守党下一次在大选中获胜，要等到许久之后的1979年。这一次，他们征召的候选人成为英国政治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

有限的公开资料显示，女王和“铁娘子”的相处并不总是融洽的。当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改革造成大范围失业和席卷全国的矿工罢工潮之后，《星期日泰晤士报》在1986年曾经报道称，女王担心“社会正在分裂”，并对暴力活动的增加表示了“震惊”。不过白金汉宫方面很快就否认了这一表态，撒切尔在回忆录中也拒绝证实其中的内情。大多数时候，女王只是按照政治惯例和雷打不动的传统流程，每周会见首相一次，并进行一次没有速记员在场的秘密讨论。内阁会议和议会讨论的简报也会通过专门的“红箱”呈递给她。除此以外，直到年事已高前为止，出国访问特别是去往英联邦国家仍然是她重要的国务活动内容。1970年，在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期间，女王夫妇主动提出和政府官员以外的普通民众见面。1972年10月，她前往南斯拉夫，成为第一位到访“铁幕”以东国家的英国君主，受到热烈欢迎。1986年10月，女王又抵达中国访问，并在接受国宴招待时使用筷子进餐。《泰晤士报》在当天的社论中形容说，这次访问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两个世纪以来，中英关系第一次犹如北京的秋天那样温暖和晴空万里”。

距离与冲击

年复一年，电视机中的女王陪伴英国人度过了60年代福利国家的兴起、70年代的经济衰退以及撒切尔夫人的激进改革时代，合作的首相也从祖父一般的丘吉尔变成了同龄人。不同于以海军军官自居的父亲乔治六世，从小广泛接触传媒的伊丽莎白懂得利用传播学的力量，也懂得根据国民期望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姿态。她从不放过借助大型仪式和公开出访的机会，为王室营造一种既有神秘感和等级特征，又不至于完全和公众脱节的形象。实际上，这类仪式和庆典——从女王本人的加冕典礼到日后为纪念即位而举办的各种公共活动——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公关术，但它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政坛风云变幻的日子里，赋予了君主一种独特的存在感，并最终造就了关于“英国祖母”的个人神话。如同政治心理学研究者菲利普·布朗德所言：“代议制政府在长期执政之后，遭受到因为审美疲劳导致的反感。民主问责制的绵软无力，使得政治精英可以安享巨大的权力，却极少承担因政策失败而导致的责任，如同一群现代寡头。在这样一个时代，超党派的君主制变得更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哪怕这种“欢迎”主要是形式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尤其是不列颠殖民帝国解体之后，英国王室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一向是矛盾的。一方面，在君主立宪制政体下，惯例和传统都要求君主及其家庭成员成为超越党派对立、凝聚全民共识的象征物。但在另一方面，王室本身的行事风格又是极其保守陈旧的，成员不仅被要求压抑个人性情，还必须与公众保持距离，这就导致一般人的猎奇心理有增无减。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青年时代，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都曾经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他们在白金汉宫中装上了对讲机，自己开车出行，做简单的早餐，还打电话订购过一台送货上门的洗衣机。1957年，伊丽莎白开始把传统的圣诞节祝福改在电视直播中进行。1969年，王室成员又在一部电视纪录片中出镜。然而他们最终也没能成为自己希望的那种“普通现代父母”——在接受政治地位和王室公共责任的同时，女王也把她自己青少年时代体验过的那些陈旧习俗和惯例继承了下来。查尔斯王储的童年几乎是在缺乏父母陪伴的环境中度过的，他的言传身教主要来自父亲的舅舅、海军元帅蒙巴顿勋爵。这也为后来发生的一切埋下了伏笔。

在1965年BBC的一次采访中，菲利普亲王曾经抱怨说，在成为王夫之后，自己再也无法踏足剧场、夜总会和酒吧，许多出国访问行程也不是出于个人心意。这样的苦恼当然也会属于女王本人。不过菲利普也补充说，“所幸还有许多好处可以弥补这些缺陷”，例如优渥的生活条件——1971年，女王的一位前私人秘书透露她的个人资产约在200万英镑左右。加上后来继承的王室土地以及母亲的遗产，这笔财富到2020年已经增值到了3.5亿英镑（不含由王室托管的珠宝、官邸、公园以及信托金融资产），在英国富豪排行榜上列在第372位。在80年代煤矿工人陷入漫长的失业和罢工挣扎时，享有避税优惠条件的女王实际上并不了解他们的处境，这在民间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1992年被女王本人称为“灾难性的一年”。一场意外的电器火灾烧毁了她度过童年时代的温莎城堡的一大部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先后陷入婚姻危机，而正急于和撒切尔时代告别的保守党政府并没有兴趣花费数千万英镑的公共财政经费修复王室的家族城堡（因为温莎城堡无法购买保险）。女王和查尔斯王储最终承诺为自己的个人收入缴税，而这一年她已经是一位66岁的老者了。但和其他老人不同的是，她的职务是终身的，没有退休的权利。

政治人物所面临的风险，不可避免地也波及了女王和她的家族成员。1979年，79岁的蒙巴顿勋爵在海钓时被爱尔兰共和军安放的一枚炸弹炸死。女王本人则在1981年遭遇了两次未遂枪击。但所有这一切的破坏力，都不及戴安娜事件带来的经久影响——1981年查尔斯王储和戴安娜·斯宾塞（Diana Spencer）结婚时，超过7.5亿人通过电视直播收看了婚礼的全过程。而王妃在英国公众中受欢迎的程度，和她与查尔斯很快出现的情感裂痕以及双方层出不穷的绯闻形成合力，逐步成为英国社会最著名的肥皂剧，并且是实时更新的。女王生前最亲密的私人秘书马丁·查特里斯男爵（MartinCharteris）在2004年告诉传记作家卡罗莉·埃里克森（Carolly Erickson），伊丽莎白二世试图挽救儿子的婚姻，但并不喜爱抗拒宫廷惯例、个性张扬的戴安娜，“她根本不想和那女孩有任何瓜葛”。这场婚姻最终在1992年的最后一个月走向了终结，王储很快开始和长期情人卡米拉（Camilla Bowles）公开出双入对。

但这一切在1997年还有一个灾难性的尾声：这年8月31日，戴安娜与新男友在巴黎躲避追逐的“狗仔队”汽车时意外身亡。在整个国家陷入哀恸和沸沸扬扬的情绪中时，女王依然隐匿在巴尔莫勒尔的庄园中，既没有公开表示悼念，也拒绝在白金汉宫上空降半旗。冲突发生了：戴安娜长期营造的完美公众形象，特别是她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显然胜过了女王那种略显刻意的降尊纡贵。《每日快报》在头版标题中向女王喊话：“对我们展示一点你的关心吧，女士。”人们开始质疑那位避居在苏格兰堡垒中的老人是否更爱她的名马、柯基犬和宫殿，而不是她的人民，舆论则将造成悲剧的矛头指向了女王本人甚至整个君主制，造成一场巨大的公关危机。年事已高的伊丽莎白二世在面对新变化时的彷徨，以及她那习惯性的自我压抑，在2006年海伦·米伦主演的电影《女王》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不仅是一场文化冲突，也是一场代际战争。女王视公共生活以外的一切为私人禁区，宁可将它们交给神秘的“惯例”和古老的王室传统去主宰。她甚至暗示，此时此刻自己应当优先“作为祖母去安慰戴安娜的两个儿子”，而不是回应公众的质询。然而，1997年时的英国人已经不再是经历过“二战”岁月和“婴儿潮”的一代，他们需要更直接也更明确的表达——表达出属于正常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君主的情感，并且和公众的关注点处在同一个振动频率上。

女王最终还是露面了。9月5日，她悄然回到白金汉宫，以私人身份发表了一场电视讲话。她称赞戴安娜是“一位非凡而有天赋的人”，回忆了前王妃“用她的温暖和善良来激励他人”的能力。她还承认，“表达失落感并不容易，因为最初的震惊往往伴随着其他情绪的混合：怀疑、不理解、愤怒以及对尚在人世的生者的关心”，间接为自己可以保持的沉默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一天后，女王与其他王室成员站在白金汉宫的黑色铁门前，注视着拖曳戴安娜灵柩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炮车从面前缓缓通过：这是英国政治史上，君主最接近公开向人民表达歉意的时刻。

被“建构”的晚年

戴安娜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在意识到公众情绪已经成为英国君主制本身的合法性来源之一以后，王室开始尝试主动利用公共舆论和社交媒体消除大众与白金汉宫之间的隔阂。无论是威廉、哈里两位王子以及其他王室年轻成员成为娱乐新闻的主角，还是女王本人在公开演讲和纪念活动中的频频口出妙语，都成为主动利用曝光度的经典范例。2012年的即位6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同年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是这种操作的最高潮。专制君王通过制造神秘感来增加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分量，现代君主则要借助成为社交明星来增加自己的亲和力：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了。

而这种个人形象的塑造，实际上也包含着新的代际变迁带来的观感改变。21世纪的英国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冷战”，没有体会过伦敦大轰炸的惊吓和战后初期的艰难岁月；全球化、消费主义以及流行文化的影响使他们更倾向于把女王视为某种具体但又不甚切身的象征物。而伊丽莎白二世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正好迎合了这一切。她最终变成了一位年长的立宪君主最该有的形象：慈祥、妙语连珠，偶尔略显古板。女王在社交媒体、影视剧和报章上依然保持着曝光度，这和她的圣诞祝福以及每十年一次的即位庆祝活动一样，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人们所习惯。

在那之外，伊丽莎白二世依然保持了她经久不变的生活方式和职务形象。某些时候她试图用和“二战”期间类似的方式鼓舞她的国民，例如在2020年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的三次电视讲话，当时她表示：“我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每个人都能为他们如何应对这一挑战而感到自豪。而我们的后代会说，这一代的英国人和以前一样强大。”随着年龄增长，她也更多流露出了属于正常老人的情感；2021年相伴终生的菲利普亲王去世后，公众都注意到了女王在摄像机镜头前表现出的孤独和悲伤。但更多时候，她还是愿意用她最熟悉的那种方式，那种属于20世纪初欧洲王室的方式去面对世界——2021年3月，当戴安娜的次子、已经退出王室公职的萨塞克斯公爵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马克尔（Meghan Markle）在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的访谈节目中亮相，曝出大量王室隐私后，英国王室发表了一份只有61个词的简短声明，试图平息大众的热议。2022年1月，卷入性犯罪丑闻的女王次子安德鲁王子被褫夺了荣誉军衔、公职和“殿下”称谓。在这个意义上，女王从未改变，始终坚持着她对王室成员的应然标准。

她最终也以一位典型的传统君主的方式去世：在巴尔莫勒尔的庄园中，远离公众。漫长的70年足以改变英国拥有的一切以及它所处的世界，也足以令英国君主制发生渐进，尽管并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一切都需要借助一位具有承前启后属性同时能适应大众的再“建构”眼光的独特人选才能完成。而伊丽莎白二世的长寿和稳健，以及她从少年时代起对新技术和新媒介的兴趣，足以使她胜任这一点。为了完成这份并非自己主动选择的工作，她放弃了许多，隐藏了无数秘密，尽管也得到了普通人无法企及的荣耀。现在，她要和昨日的世界一起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