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村庄

仅仅两年半以前，鲁比娜·比比（Rubina Bibi）还曾经作为巴基斯坦农村女性实现经济独立的典范，接受过本地媒体的采访。当时，公益基金组织Akhuwat向这位居住在恰尔萨达（Charsadda）乡间的丧偶妇女提供了两笔小额免息贷款，使她可以开设自己的刺绣工艺作坊，增加家庭收入。比比兴奋地告诉记者，在作坊开张的第一年，她已经存下了一小笔钱，还给小儿子买了一辆自行车作为生日礼物。这段视频依然保留在基金会的Facebook页面上。

但在今年9月8日，当比比在巴基斯坦记者里亚兹·汗（Riaz Khan）的帮助下，通过网络电话和我连线时，她正和两个儿子、大儿媳以及孙子们暂住在恰尔萨达体育中心临时搭设的帐篷里，等待救援人员发放大饼和饮用水。“全家七口人共用一个帐篷，每人能领到一块塑料床垫，一天会有一两顿大饼或者米饭，但没有电风扇和药物。”比比告诉本刊，“我们存了一年多的大米和地里还没收割的庄稼都被大水淹没了，杜阿（Dua）也被冲走了。”5岁的杜阿是老人最小的孙女，8月26日那天，当洪水淹没一家人居住的马约基村（Majooki）时，她在几秒钟里就消失了。

2022年夏天的大洪灾到来之前，比比的刺绣作坊和大儿子打零工的建筑工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经济危机的影响，已经“停摆”了一年多。53岁的比比就待在马约基村，做做家务，偶尔料理一下农活。这是一个常住人口大约2500人的普通巴基斯坦村庄，位于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Khyber Pakhtunkhwa），距离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不到100公里。村民们平时住在泥板和煤渣砖砌成的低矮房屋里，以种植小麦为生。他们关于洪水的仅有印象来自10年前——2012年9月初，异常季风降雨曾经造成巴基斯坦四个省份山洪暴发，455人因此遇难。不过在比比的印象里，那次暴雨只持续了四五天，没有冲毁村庄，人们也没有逃离，“我本以为今年的情况会和那时很类似”。

实际上，避险警报在8月26日上午已经发出了。比比还记得，当自己在为全家人准备午饭时，村里清真寺的宣礼塔上传来了广播声，“说的是洪水就要来了，村民们应当立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没有人真的离开：人们总是更相信来自过往的经验。他们所不清楚的是，在经历了连续几个星期的异常降雨之后，流经马约基村附近的斯瓦特河（Swat River）上游正在暴涨，并且在26日一早冲垮了一座重要的导流坝。灭顶之灾离他们只剩几个小时了。

当裹挟着泥浆的浑水从院墙外涌进来时，比比和她的家人甚至没来得及呼救。“几秒钟时间，房间里的水已经涨到了齐腰深。我们什么都顾不上拿，抱着孩子就往门外跑”，她告诉本刊。杜阿就是在这个时候失踪的，比比并没有看清孙女被水冲去了哪个方向。一行人跌跌撞撞地在泥水中前进，顶着烈日走了4公里多，终于抵达同样已经被淹没过半的恰尔萨达。在那里，马约基村的大部分村民被临时安置到了地势较高的阿卜杜勒·瓦利·汗体育中心内，睡在塑料布和草坪上。与此同时，12万恰尔萨达市民正在利用暴雨暂时停歇的缓冲期，从覆盖上一层泥浆的房屋里抢出家具、衣物和毯子，晾在绳子上晒干。但他们至少比马约基村的人们要幸运一些：在斯瓦特河以及与之交汇的喀布尔河相继暴涨之后，马约基村已经消失在了一人高的水面下。没有人知道他们何时才能返回，或者是否仍能返回。

鲁比娜·比比和她的同伴所遭遇的悲剧，只是巴基斯坦在这个夏天经历的可怕灾难的冰山一角。3、4月间的反常热浪导致北部高原地带的冰川大量融化，而6月中旬提前抵达的季风又带来了相当于往年5倍以上降水量的暴雨，两项因素叠加，使得巴基斯坦全境（尤其是中部和南部地区）从6月下旬开始就进入了河水暴涨、大片农田被淹的危急状况。洪水冲毁了河道沿线的水电站、桥梁和公路，还引发了山体滑坡、上百万居民流离失所等一系列次生灾害，各个省份自行开展的救灾工作在压倒性的全面危机面前最终宣告崩溃。上任不到半年的夏巴兹·谢里夫（Shehbaz Sharif）总理被迫于8月25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调动军队投入救灾，并向国际社会紧急求援。

严格说来，这是一场由反常的春季热浪和肆虐的夏季暴雨共同构成的复合型气象灾难。从3月初开始，罕见的热浪逐步蔓延到包括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内的整个南亚地区，持续了整整3个月之久，全球超过1/5的人口受到直接影响。巴基斯坦多地的室外温度一度达到全球纪录（51摄氏度）。世界天气归因组织（WWA）通过分析其掌握的历史数据后发现，这是过去122年来南亚最热的一个春天，巴基斯坦的正常降雨量比往年水平要低62%，仅印、巴两国在前两个月的因热致死人数就超过90人。在素以动荡不安著称的俾路支省（Balochistan），一场持续3个多星期的森林大火烧毁了200万棵松树和橄榄树，其间还夹杂着沙尘暴以及原因不明的霍乱。热浪导致的干旱还对整个南亚的粮食安全构成了挑战，印度重要小麦产区旁遮普邦（与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同名）春小麦的产量比往年下降了大约15%，莫迪政府因此一度宣布缩减小麦的对外出口。巴基斯坦的小麦、棉花和甘蔗种植业也因为极度缺水陷入了困境，收获量比一年前减少了至少10%。农民们开始囤积足够全家一年食用的谷物，以预防未来的价格上涨。

但随后发生的暴烈季风降雨，使这种脆弱的避险策略变得完全不堪一击。6月14日，巴基斯坦南部提前两周进入了季风期，信德省（Sindh）和俾路支省的夏季降雨量分别达到历史同期平均水平的784%和500%，在上半年热浪中融化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省（Gilgit-Baltistan）的冰湖也开始快速上涨。热浪导致的喜马拉雅山和兴都库什山脉冰川融化在巴基斯坦西部和北部形成了多个巨大的堰塞湖，并在8月下旬最终决堤，导致了灾难的总爆发。占据巴基斯坦劳动力市场40%的农业成为最大受害者——在供应全国1/3谷物的信德省，50%的农作物已经在洪水中损失，农民们也没有财力重新购买种子和化肥。联合国粮农组织（ONUAA）已经发出了巴国面临粮食危机的警报。

在8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巴基斯坦气候变化部长雪莉·雷曼（Sherry Rehman）向国际媒体公布了洪灾开始两个半月后该国的受灾情况：有33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受到暴雨和洪水的直接影响，56.88万座房屋、2.2万所学校、1.27万公里的公路以及390多座桥梁彻底被毁，91.8万头牲畜失踪或被抛弃，另外还有117.4万座房屋不同程度受损。至少1545人（其中1/3以上是儿童）在洪水中遇难，另有1.28万人受伤，超过55万人被收容在帐篷营地中等待安置。在灾情最为严重的信德省，超过6200平方公里的农田化为一片汪洋，整整1000万人流离失所；穿过该省的印度河由于持续涨水，甚至形成了一个宽达100公里的新湖泊。雷曼强调，由于全国“超过1/3的面积目前被淹没在水下”，根本没有空间进行抽水作业。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米夫塔·伊斯梅尔（Miftah Ismail）在9月第一周判估，洪灾给该国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300亿美元，相当于全年GDP的10%，规模可谓空前。

不只是巴基斯坦，在印度北部、阿富汗全境、孟加拉国以及尼泊尔部分地区，2022年的季风暴雨和夏季洪灾同样造成超过3000人死于非命，形成一场波及整个南亚的气候灾难。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9月第二周的巴基斯坦之行期间，把这场洪灾称为“气候变化造成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并呼吁“那些对气候变化负有更大责任的人”帮助巴基斯坦等能力有限的国家渡过难关。截止到9月第一周，世界银行、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CERF）、欧盟等国际组织以及中国、美国、沙特阿拉伯等数十个国家的政府已经陆续宣布将向巴基斯坦提供总额超过5亿美元的资金援助以及大批应急救援物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在8月29日晚间批准了11.7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使外汇储备岌岌可危的巴国政府有能力进口粮食和抗灾物资。但和洪水造成的巨大破坏、重建所需的漫长时间（预计超过10年）以及下一次气候灾害的幽暗前景相比，这还远远不够：要做的还有很多。

脆弱的国度

在巴基斯坦全国的5个省份和2个直辖区中，首都伊斯兰堡（Islamabad）是唯一没有被洪灾波及的地区。但在6、7月间洪水逐步升级的关键时间点上，该国的中央政府却处于“停摆状态”：在4月的不信任投票中被议会解除职务的前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街头政治运动，试图重返权力中心，随即遭到警方的“涉嫌恐怖主义”指控。另一方面，新总理谢里夫为了尽快获得IMF的新一期救助拨款，大幅削减了公共开支，取消了针对燃油的部分补贴，导致已经高企的通胀率进一步恶化。节节升级的政治危机，使得政府根本无暇顾及预防洪灾。

棒球明星出身的伊姆兰·汗在2018年7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异军突起，率领其组建的正义运动联盟（PTI）战胜两大传统老党穆斯林联盟（PML）与人民党（PPP），历史性地获得组阁权。他的平民主义姿态，在“左”“右”两种经济路线之间保持平衡的立场，以及恰到好处的外交政策阐述，使外界一度对其抱有厚望。但伊姆兰·汗领导的也是一个相对弱势的政府：正义联盟在国民议会的342个议席中只拿到156席，必须和多个小党派组成联盟才能占据多数席位。而在2018年夏天，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已经缩水到91亿美元，未来18个月却有超过200亿美元的外债到期等待偿付。如何在外贸长期入超的情况下兑现对选民的福利承诺，并避免国家财政破产，成为这位新总理的考验。

而伊姆兰·汗的执政，很快陷入了高开低走的困境。通过主动贬值本币、加征新税并大幅削减公共开支，新政府一度把财政赤字率压低到了GDP的1%以下，这份“成绩单”也为伊姆兰·汗继续和IMF谈判，获得长期救助贷款（3年内不超过60亿美元）增加了筹码。但由于前几届政府积累的内外债务过于骇人，新内阁仍需要继续举借新债才能维持对旧债的偿付能力。而2019～2020年短暂的经济复苏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巴基斯坦政府利用国际油价的暂时低迷，取消了部分物价补贴，但随着能源市场在2021年迎来复苏，这种有利条件很快不复存在。限制进口商品的贸易保护措施，虽然有助于控制外汇流出，却也使得巴基斯坦的关税收入受到显著影响。这些不利因素最终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开始之后迎来集中爆发：为了抗击疫情，伊姆兰·汗政府宣布为贫困人口提供10亿美元的福利金资助，并放缓了控制债务增长的力度。当时他显然没有预料到，乌克兰局势的升级将会带来一只意外的“黑天鹅”。

随着2021年全球局势出现剧变，巴基斯坦逐步滑向了危险的螺旋式通胀陷阱。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天然气价格战使得巴基斯坦市场的液化气价格在6个月内上涨了34%，严重依赖进口的石油（巴国80%的原油、柴油以及35%的汽油需要从海外进口）同样被价格回暖的“牛市”所累。在全球谷物和食品价格出现普遍上涨的情况下，巴基斯坦的通胀率在2021年第三季度突破了9%，大范围失业、居民消费能力锐减、电力短缺的乱象开始接踵出现。而伊姆兰·汗延缓削减价格补贴的措施，又使得其与IMF的新一轮谈判陷入了僵局：政府现在无法获得新的贷款“输血”。

进入2022年，经济困境最终引爆了政治危机。俄乌冲突的爆发导致全球市场的石化能源和食品价格再度出现飙涨，财力不济的巴基斯坦政府被迫拨出宝贵的外汇储备，和富裕的欧洲国家争夺稀缺的现货天然气。进口商品总额在几个月里就上升了150%，外汇储备再度滑落到只够一个月使用的水平。受失业潮和本币继续贬值等因素的影响，巴基斯坦年化通胀率在第三季度中被判定为42.3%，伊姆兰·汗及其执政团队的决策已经开始受到他长期依靠的低收入选民的质疑。更重要的是，军队和盟友政党现在也开始反对他：自从2018年更换了三军情报局（ISI）的负责人之后，伊姆兰·汗一直指责军队中有势力“和外国政府勾结”，试图颠覆他的内阁。而执政联盟中与正义运动结盟的多个小党派现在开始指责总理无力应对通胀，且其幕僚班底中有人涉嫌贪污，要求对伊姆兰·汗进行不信任投票。

4月第二周，持续多日的政治紧张最终发展成为一出跌宕起伏的大戏。反对党联盟在提出举行不信任投票的动议时，遭到来自正义运动的副议长卡西姆·汗·苏里（Qasim Khan Suri）的驳回，理由是“其中可能有外国政府插手”，违反了巴基斯坦宪法第5条。伊姆兰·汗随后向阿里夫·阿尔维总统提出解散议会，立即举行新的大选，获得了同意。但巴基斯坦最高法院（SCP）在4月7日以5比0的压倒性多数驳回了解散议会的请求，并裁决继续举行不信任投票。4月10日午夜，在正义运动的多名议员宣布主动缺席之后，国民议会以197票赞成通过了对伊姆兰·汗的不信任案，这也是巴基斯坦历史上第一次有总理被不信任案所罢黜，穆斯林联盟党魁夏巴兹·谢里夫则被提名为新总理。但伊姆兰·汗拒绝承认后者的合法性，他继续在街头组织大规模集会，要求罢免新内阁并立即举行新的全国大选。

作为穆盟资深政治家、三届前总理纳瓦兹·谢里夫（NawazSharif）之弟，夏巴兹·谢里夫是在哥哥因为深陷贪腐丑闻、被最高法院剥夺参政权的情况下，临时出任党魁的。而困扰伊姆兰·汗的经济问题，很快也成为他的噩梦。5月27日，新总理宣布将汽油和柴油价格一次性上调20%，很快遭到民众攻讦。在巴国人口最多的旁遮普省，警方在一天内就逮捕了1700名街头抗议者。而和IMF的谈判依旧不顺利：新内阁拒绝进一步削减对能源和电力部门的价格补贴，导致总额将近9亿美元的第七批救助贷款迟迟无法到位。而在6月的南亚热浪期间，长期负责向巴基斯坦提供现货液化气的两家欧洲大宗商品交易商却主动违约，宁可承担巨额罚金，也要把天然气转售给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欧洲国家。以天然气作为主要能源的巴基斯坦电网立即出现了超过1/4的需求缺口，“电荒”开始在全国蔓延。

极度无奈之下，谢里夫内阁被迫宣布将全年政府开支下调1/3，特别是气候变化部的预算被一次性削减到了不足5000万美元。在资金受限、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巴国政府根本无力在洪灾之初做出有效应对。更何况，尚未彻底平息的政坛乱象还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8月22日，伊斯兰堡警方以涉嫌“传播仇恨言论”，“恐吓司法机关和警察部队”为由，援引《反恐怖主义法》对伊姆兰·汗提出诉讼。在此之前，正义运动刚刚赢得了旁遮普省和卡拉奇市的地方选举，依然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前总理从“场外”发出的举行新的全国大选的声音，进一步削弱了谢里夫政府的行动空间。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和针锋相对的攻讦中，似乎谁也没有意识到更可怕的敌人——洪灾——已经浮现。

未至的“气候正义”

在9月10日结束对巴基斯坦受灾地区的访问之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做出了沉痛的总结：“人类已经向自然宣战，自然正在反击。”但这种残酷的反击指向的却不是对气候变化负有最大责任的人——总人口超过2.2亿的巴基斯坦，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在全球碳排放份额中仅仅占据不到1%，却是10个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为显著的脆弱国家之一。洪水带来的基础设施毁坏和粮食危机，不仅进一步削弱了巴基斯坦政府脱离债务陷阱的能力，也使该国的赤贫阶层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古特雷斯因此呼吁国际社会全力提供支援，并直面严酷的现实。

从2019～2020年的东非特大蝗灾，到2022年南亚的异常热浪和暴雨，一系列异常灾害接连出现在印度洋周边的脆弱国家中，预示着这片广袤海域已经成为“气候战争”的最前沿。曾为《国家地理》杂志撰写过相关文章的美国环境科学研究者玛德琳·斯通（Madeleine Stone）告诉本刊：足以导致印度洋东西两侧海水温度紊乱，从而可能在阿拉伯海形成罕见气旋的“印度洋偶极”（Indian Ocean Dipole，亦称“印度洋厄尔尼诺”）现象，历史上平均每30年只会出现4次，但它在2006年至今的16年里已经发生了5次。只有全球气温的显著升高会导致如此反常的情形。由于“偶极”的存在，干旱的也门沙漠和秋季的东非大地逐渐变得湿润，继而成为蝗虫的乐园，最终对全球粮食市场造成了重大冲击。南亚的“历史级别”热浪和暴雨则是拉尼娜现象的结果，源头同样是全球升温造成的北极冰川消融。

当富裕的欧洲国家被迫面对严峻的夏季热浪或者冬季寒潮时，他们可以用更高的价格从中东和北美购买天然气，从而继续维持其宽绰的能源消费模式。与此同时，类似巴基斯坦这样的脆弱国家却在承受极端天气带来的最严重冲击，同时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始终只是不被关注的配角。这样的角色倒挂现象，当然会激起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思考。“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这个概念于是应运而生，它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由一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提出，描述了一组带有历史属性的现实矛盾：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通过消耗化石燃料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收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诸多前殖民地国家则毫无话语权，甚至还要蒙受人力被廉价征用、自然资源遭到肆意榨取的代价。然而到了今天，高度发达的“特权国家”却成为应对气候变化议程的制订者；他们可以轻易利用其在科技和资金方面的优势，实现能源来源转型，并把代价转移给那些缺乏自我防御能力、在历史上更是饱受盘剥的脆弱国家。有鉴于此，气候问题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它所涉及的一系列上下游关联，例如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粮食短缺、收入波动乃至基础设施毁坏，都需要被纳入到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中，从而达成更加广泛的正义。

在2021年11月举行的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以西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图瓦卢、斐济为首的一部分岛屿国家提出了一项关于“损失和损害资金机制”的动议。这些岛国由于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近年来饱受台风、海啸之害，甚至存在最终被海水淹没的风险。“小岛屿国家联盟”要求将全球气候治理的重点从目前的单纯减排扩大到提供类似保险的损失补偿机制，由发达国家建立一笔基金，为历史上碳排放份额甚少，如今却遭遇极端气候侵害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助和赔偿。但这项动议最终未能列入大会的正式议程，取而代之的是约束力弱得多的“格拉斯哥对话”机制。而从世界银行2021年底公布的一组统计数据看，美国、欧盟28国以及其他富裕国家在当前人口仅占全世界14%的情况下，在化石燃料使用、土地开垦以及林业开发三项指标方面占据了44%的温室气体历史排放份额（自1850年开始统计）。对这种“气候不公”状况的矫正，已经被联合国纳入其2030年议程目标。

不过，在迟来的“气候正义”最终兑现之前，类似鲁比娜·比比这样的脆弱国家“气候难民”需要首先直面现实的生存考验。而巴基斯坦作为全球重要棉花和大米出口国之一的地位，还意味着被这场洪水波及的绝不仅仅是受灾的3300万人。世界粮食计划署（WFP）驻巴基斯坦办公室副主任拉希·帕拉克里希南（Rathi Palakrishnan）在9月中旬表示，“如果洪水在10月播种季节到来前还没有退去，全世界都会面临大麻烦”。而巴基斯坦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所需的时间，会比2012年那次暴雨长得多——在旁遮普省，里亚兹·汗亲眼看到一座15米高的大桥被大水冲垮，歪歪斜斜地倾倒在泥泞中。它是2012年洪水之后重建事业的产物，如今，新的重建循环还要等很久才会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