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一节从4个方面，谈了互联网平台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其实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政治方面，它会影响意识形态，甚至会影响国家安全。

比方说在西方社会，一个国家的总统在社交媒体上的账号可能会突然间被封锁，那么他就失去了通过社交平台去动员、连接网民，甚至进行社会号召的可能性。我们还发现，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的时候，俄罗斯主流媒体的账号在欧盟的社交媒体中受到了限制。如果说网上正在打一场信息战或者舆论战，平台就决定了舆论战的武器和渠道是否顺畅，所以平台正在影响政治、影响意识形态。

我们之前提到的数字劳动，反映了平台在影响着我们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影响着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和它的智能化升级。我们也谈到数据隐私监控，平台在影响整个社会的运作。

所以，平台对社会的影响，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来看是方方面面的。如果从新闻业的角度，它还在影响着我们新闻传播学者所关注的新闻业的可持续发展。

现在，越来越多主流媒体生产的内容如果不通过平台分发，就无法到达用户；但是过度依赖平台，它们又无法从内容分发中获取利润——实际上变成了平台的“内容奶牛”，单纯在给平台打工。所以，平台和新闻业怎么共生和发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互联网平台和专业媒体如何共生发展？其实在我看来三联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三联自己的杂志渠道越来越精品化，而且它通过杂志的图书化运作，一个专题经常（发行）5万到10万。这样还可以对抗新闻“速朽”的常规规律——通常来讲，因为时效因素，好像昨天的新闻就大家今天或明天就不会再重新看了。但三联的内容比较偏向于精品图书化的运作，所以它注重的并不完全是时效，更注重的是内容的深度和思想性。所以你会发现，杂志的传统渠道和网上订阅，也依然有很大的市场，一期爆款的杂志，甚至要连续印刷好几次。我自己有时候无形中看到某一期专题很好，也会重新去单篇或者单本下载购买。

另外，在过去几年中，三联在社交平台中越来越多地注重差异化运作和内容分发。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三联的记者到武汉、到重大新闻事件的现场，大家会发现他们现场所写的稿子具有很强的个人代入感，通过个人的视角去看方舱，去看武汉的抗疫。这些故事其实比三联杂志上的文本更加具有个性化，更加具有场景代入的感受，所以这种文章很适合在微信公众号中分发。而且，《三年生活周刊》的主编李鸿谷先生告诉我，其实三联在内部已经建立起了对公众号爆款内容的流量奖励机制——它并不唯流量所崇拜或主导，但是对于爆款文章会有相应的稿费升级激励。

除此之外，三联也在做自己的平台建设，就是中读。像大家听到我们的音频作品，就是中读的内容精品化或者专业化、垂类化运作的一种尝试。

所以，今天我们看专业媒体和平台媒体之间如何协作，如何共生、共赢，三联的探索就告诉我们，可以把平台作为内容分发和用户引流、聚合的一种渠道；但是我们依然要强调自己的核心渠道的价值，不管是客户端还是杂志。因此，守住存量的核心价值，拓展增量的用户价值和流量价值，可能是平台和媒体共生发展的三联模式，或者说三联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在澳大利亚和一些国家，国家作为一种重要的权力机关，已经强势介入了平台和新闻业的关系。比方说澳洲出台了“媒体和平台强制议价法”（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新闻媒体和数字化平台强制议价准则》），就要求平台为超级的媒体付费——你们自己去谈价格，要是谈不拢政府就介入，要是谈拢了政府就不介入。

这样一种政府强势介入媒体和平台之间，推出强制议价法案，就为专业媒体从平台那边获得了更多补贴，提供了一种法律保障。所以国家介入平台依赖和新闻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平台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正在进行中，我们不妨持续观察。但是我想，我们不要简单地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不能只看到正向功能，或者只放大负面效应，希望大家对于平台社会影响的认识，具有复杂性的思维。

今天这个社会中，平台嵌入不同的国家，发挥的能量、产生的负面影响需要我们带着复杂性思维去仔细分析，去把平台放入不同的政治文化、社会情境当中，比较它的差异，关注它的监管，关注平台发展背后的社会正面和负面价值，既看短期也看长期。复杂性思维和深植于不同国家中的情境思维，是我个人觉得在观察平台的社会影响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这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从12个现象出发
透视媒介化世界的运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