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平台的治理有什么特点？从2020年以来，在我的观察里有3个特点：

第一个，是监管力度在强化。政策密集出台，平台的压力很大，对外传播也越来越审慎，而且越来越多地把商业话语跟国家的需要结合在一起。

第二个，是监管领域更加聚焦。包括反垄断、二选一、互联互通、算法治理、大数据杀熟、数据和隐私的保护，特别是青少年的保护，还有数字劳动的规范发展。

第三个，就是监管的效果确实比较显著。平台企业竞争更加规范，平台从事公益更加积极了。我们看到，国家共同富裕的倡导一出来，超级平台企业捐了500亿、1000亿。所以平台的公益属性更强，更加注重把自我的发展跟国家社会发展的主流价值对接在一起，让平台的生态总体趋于良性。

所以，当我们去概括中国互联网治理的时候，有一个词叫做“国家主导，多元共治”。国家主导，即国家在其中具有非常强势、高效和灵活多样的监管方式，包括立法、行政，还有大家经常会听到的约谈。

约谈制是怎样一种方式？当平台出现了各种问题，内容、意识形态、合规监管，或者导向不对的时候，网信办（网络监管部门）就会直接约谈平台企业，可以给你提出问题、提出警告。约谈可以被报道，报道出来会对企业的股价产生直接影响，所以约谈具有非常强的灵活性。灵活性恰恰体现我们在平台治理过程中，既在追求合法合规，同时也在保持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但是平台那么大，用户规模如此海量，怎么可能完全靠平台企业自身的数据算法和内容过滤进行审查和识别？怎么可能完全靠中央和地方各个网信部门对平台企业的高频处罚？所以还需要公众的参与，需要专家的参与，需要志愿者的参与。

比方说在微博公共广场中，内容的监管和识别，包括争议问题的讨论，就靠很多的微博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在网上发现问题以后，可以提交违规线索。在2021年的时候，月提供违规线索的条数达到300多万，其中占比比较多的是儿童色情或者软色情信息，还有违法信息，违禁品的售卖赌博，还有有害信息，像封建迷信、恶意营销等等。

所以，社区志愿者的参与在内容和舆论的公共广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我所知，在微博上这样的人员规模已经超过了2000人，由政府官员、行政人员、警察、消防员、教师、医生、高校学生等优质用户构成，他们可以有效地发现微博上潜藏得较深、内容形式多样的违规信息，共同参与社区的生态治理。

除了微博志愿者以外，微博上还有社区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可以对那些灰度的内容到底是否违规进行判断——因为靠一个人无法准确判断，所以大家可以对这些案例进行判定。在一年之内，微博的社区委员会可以参与近3万个案例的判定，行使1800万次以上的投票，投票的案例涉及到对立情绪、人身权益等等。目前委员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4万人。社区委员会的参与会让平台的内容监管更加具有开放性。

所以我们说中国的互联网平台治理是“国家主导，多元共治”，多方共同参与，这是有中国特色的。

最后一点：互联网平台治理的中国理念和中国逻辑是什么？

西方一些学者说中国政府、社会对平台的监管，有很多复杂矛盾的心态。比方说，一方面觉得互联网平台企业对社会的发展很重要，所以我们要释放它的价值；但另外一方面，当平台的负面效应出现的时候，政府要严格监管。政府一方面希望互联网产业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一种关键力量，所以大力鼓励，注重绩效的正当性；但是一旦出现一些关键问题，比方说平台企业海外上市，没有经过严格审核，我可能就会对你进行重罚。好像在这样的处罚中，又体现了一些技术民族主义。

所以中国互联网发展和中国互联网治理的理念可以怎么概括？我们想到一个词，叫“发展的实用主义”。首先，我们崇尚发展，鼓励发展，我们希望释放互联网平台对中国社会治理、对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对中国老百姓数字生活质量提升的正向价值。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又会趋利避害，发现问题及时干预，用行政法律和多方参与的方式去进行平台的治理。这种治理具有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具有情境性，这种情境又不断进行变化。所以它确实具有一种实用主义的特点，这种实用主义点的背后是发展为主导。

所以我个人的概括就是：“发展的实用主义”是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一种核心理念，这是一种常态的治理理念。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定的出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强势监管。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些学者就会认为，这样一种在非常规情况下的中国平台治理的监管带有一点技术民族主义的特点，它对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政策和增强中国平台企业在全球治理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有重要影响。所以我们暂时给出一个判断：常态情境中的发展实用主义和非常态情境当中的技术民族主义，可否成为我们理解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的核心理念？我把这个概念抛出来，供大家思考观察。

当然，我们都会有共同的期待，我们期待互联网平台的公共价值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强。这种公共价值包含什么？底层是数据的安全，中层是开放和平等的使用，上层是经由平台所构建的更好的公共生活。我曾经在一个互联网平台的公共性的讨论文章里提到，数据安全是平台发展的基础，开放多元是平台发展的腰部、它的中间支撑，而公共生活的优化是我们对平台公共价值的广泛和持久的期待。

所以我们希望也祝愿中国的互联网平台能够更好地服务中国人，能够以人民为中心，能够在商业发展过程中保持商业性和公共性的平衡。同时，我们也鼓励更多的中国平台企业走出去，走向全球，走向世界。希望它们能够在和美国平台企业的竞争中建立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建立属于中国平台企业的一种优势，让中国互联网经济的红利能够为更多的数字社会公民创造福祉。这是我们对中国互联网平台发展的一种真诚的期待。

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平台的使用者，我们在平台上参与了它的氛围，它的内容，它的交互逻辑，所以除了国家监管、市场发展、平台责任之外，如果每个人都成为平台时代的优质数字公民或网民，这个平台的公共价值也会不断提升。所以，平台好不好，取决于你我他；平台如何发展，取决于国家、市场、技术和社会的共有参与。

我们可以对未来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发展抱有审慎乐观的期待，其中包含着我们对平台公共价值的持续观察和祝愿。

到这里，关于互联网平台的不同话题基本讲完了。在这一讲的最后，我也准备了一份书单，供大家延伸阅读，包括书和一些文章篇目，希望对大家理解我们这个专题的内容有所帮助。

我是张志安，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关注我的社交账号，在各大平台上用我的名字搜索一下就很容易找到。如果大家听完了以后有什么想法要反馈或者要交流，欢迎通过不同的社交媒体找到我，我们一起持续讨论，谢谢大家。

从12个现象出发
透视媒介化世界的运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