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在《悲惨世界》和《九三年》等作品中为群众写作，受到了法国人的拥护和爱戴

文学与政治的交织

德国文学史学家库尔提乌斯说，法国是世界上唯一把文学看作宗教的国家。美国批评家艾伦·泰特说：“没有别的国家像法国那样尊敬作家，西方文化中也没有别的民族比法兰西更理解文学对于国家的价值。”

有人注意到，在美国，人们没有像法国人那样“对艺术的迷信”；在德国，名字前面没有个贵族气的“冯”就吃不开；在英国，男人都忙着搞政治，女人则忙着搞时尚。而在法国，雨果的名字到处可见，从街道、广场，到店面、咖啡馆。在以雨果名字命名的街道上，很多商店都以他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法国纸币上喜欢印文学家的肖像。

美国学者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对法国文学做了一番艺术社会学研究。他说：“法国的公共作家是国家代表人物，这种公共作家是极具法国特色的，是法国独有的一群人。只有法国把作家视为发言人，并赋予文学以巨大力量。”这是因为作家能用语言清晰地讲述人民与国家的故事。“法国文学同国家融为一体，扛起了定义和撑起国家的重任。”在法国，文学是某些国民意识的特有来源，法国的文化实践支撑了民族身份。

在法国，有大量作家曾直接介入政治。夏多布里昂曾担任外交大臣、驻英国大使；贡斯当曾任国民议会代表；雨果在19世纪40年代列席贵族院；马尔罗担任过文化部长。有些政治家有很强的文学抱负，因为“文学能微妙地赋予政治以合法地位”。拿破仑三世写过恺撒传；密特朗写过12本书；戴高乐的几本回忆录都被归于文学类书籍。美国政治家的自传往往请人代笔，而法国人一般都是自己写的。“传记作家会说戴高乐的新闻发布会有着自然华丽的风格，但作品中对逗号的使用犹豫不决，在美国不会有人关注卡特或里根的逗号使用，也没人对尼克松的文字风格感兴趣。”

克拉克比较了文学在法国和美国的不同地位。他说，在美国，至少从19世纪中期起，政治界和文学界就分道扬镳了。爱默生曾劝作家们要心系崇高、远离政治。亨利·亚当斯对政治嗤之以鼻。在美国，律师才是政治主力军，而从19世纪中期起，律师也和文学生活脱离关系了。美国政治人物也曾提笔写作。托马斯·杰斐逊因其《弗吉尼亚纪事》而被视为重要作家；西奥多·罗斯福被视为严肃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约翰·肯尼迪的《勇者侧影》还获得过普利策奖。尽管如此，美国人的重点并不在此。这些政治人物在文学领域的地位比不上其他法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