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开朗琪罗23岁时的雕塑作品《哀悼基督》

1554年，米开朗琪罗的侄子李奥纳多当了父亲。为了庆祝新生命的诞生，宴席办得大张旗鼓。虽然米开朗琪罗晚年十分宠爱这个侄子，不断给他寄钱，可李奥纳多是个不太成器的中年人，收到的钱多是打了水漂。这个庆生宴，米开朗琪罗没去，或许是因为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又或是真的年事已高，本就孤僻的他更加讨厌人群了。

这一年他79岁，生命还剩下最后十年。在文艺复兴的那个年代，他已是非常长寿的老人了，可他需要面对的，是每一个明天都可能死亡的未知，他不知道这一天何时到来。他甚至没有什么经验可循，也没有什么同龄人可以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相互慰藉一下，身边围绕的都是年轻人，他能感受到的世态炎凉、人生际遇都是这些年轻人无法体会到的，这让他更孤独，比青年、中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痛苦，也更悲悯。

年迈的米开朗琪罗早就厌倦了人世间表面的快乐，他在晚年的书信和诗歌中，经常提到死亡，提到不可期许的未来。艺术、文字和他自己，更紧密地融合成了一个整体，共同对抗着最后十年的孤独、痛苦、绝望和死亡。

庆生宴那年4月，米开朗琪罗给自己的得意门生乔尔乔·瓦萨里（Giogio Vasari）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我并不赞成把（庆生）仪式办得如此盛大，因为当全世界都在受难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独享喜悦。李奥纳多在庆祝自己孩子诞生的同时，却忘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行善一生的人正在离我们而去，这是有失考虑的。”

米开朗琪罗（法新社供图）

早在1512年，37岁的米开朗琪罗就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和基督一样过着清贫的生活。”那时，西斯廷礼拜堂天顶画的绘制接近尾声，虽然绘画不是他喜爱的工作，甚至他不愿承认自己是个画家，也一直因为不得不在教皇的指使下做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事情而感到痛苦不堪。但抱怨归抱怨，他还是倾尽全力画完了西斯廷礼拜堂，并且画到极致，把这份苦难和对艺术和宗教的信仰都放在了这里。随着年龄的增长，晚年米开朗琪罗的宗教情感更加深切，快乐与喜悦离他越来越远，虽然经济上富足了很多，但他仍沉浸在清苦的生活状态中，他本能地拒绝着那些感官享乐。

李昂纳多和瓦萨里是他经常写信的两个晚辈。在与两人的对话中，他总是不自觉地切换着自己的身份。米开朗琪罗留下了500多封书信，写给侄子李奥纳多的最多。他知道在李奥纳多面前，自己始终是长辈，他会关切地嘘寒问暖，嘱托要照顾好身体，也会指责他办事不稳妥。不过更多的还是宠爱，他时常会寄钱给侄子，让他做些有意义的投资，买一块土地或找一处好房子。那时米开朗琪罗在罗马，李昂纳多住在佛罗伦萨。

李奥纳多虽然做了些毫无回报的投资，挥霍了米开朗琪罗的一片苦心，但他总会时常寄些东西来——香肠和奶酪，可几乎在每封回信中，米开朗琪罗都会写到类似的句子：“我不希望你在这方面再多花钱，因为我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东西。”但这一点点回报还是会让米开朗琪罗感到欣慰，他不再像年轻时那么桀骜，在与家人的书信中，那些温情是不可能出现在他的艺术中的。

后来也有研究者分析，独身终老的米开朗琪罗无儿无女，甚至没有一段正式的爱情，年纪的增长会带给他对“父性”的渴望，他把一辈子无处安放的父爱都放在了这个没什么大出息的侄子身上，终归是个寄托。偶尔写信到情深之处时，他会这样落款——“你亲如生父的，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

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封信也是写给侄子的，不过短短几句话，他说“我收到了你的信和12块马佐里诺奶酪，很高兴你们一切安好，我也很好。”但在这之前米开朗琪罗很久没回信了，“因为我的手已经不能写信了。以后我会托人帮我写信，然后亲手签名。”

我想象中，年近九十的米开朗琪罗伏在案头，或是窝在床上，在微弱的光线中，颤颤巍巍地拿起一支鹅毛笔，沾了点墨水，努力握紧，他把全身的力量都转移到粗糙的手指上，写下这几行字，也许手还是太过颤抖，墨水滴了几滴在纸面上，那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在他终其一生都没有消殒的自尊心下，他仍想把每一个字都写得工整，体面地走向死亡，但他的手已经不再是那双能紧握刻刀、用力地劈下大理石碎屑、从中刨出一个完美的《大卫》的那双手了，如今他已经连几行字都写不了，甚至老眼昏花，全身是伤病，但还是写下了四个字“我也很好”。这是1563年12月28日，在这封信之后的50天，他去世了。

在米开朗琪罗晚年的诗歌和绘画里，十字架是绕不开的元素，对耶稣受难的场景格外钟情，似乎也暗示着自己的命运。晚年他有两件以爱到耶稣为主题的雕塑，但都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