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新刊出炉！点击上图，一键下单↑↑↑

「发现边地 营造学社在西南」

8月7日，我正在昆明出差采访，做这期封面。工作群里同事发来一则消息，说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的万安桥于6日晚着火，桥体已基本烧毁坍塌，幸无人员伤亡。这天之前，它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长达98.2米，始建于北宋，曾于康熙年间遭遇火灾，乾隆年间又重新修建，其后修修补补，一直沿用至今。此前的十余年里，武夷山市南郊的庆余桥、重庆黔江濯水古镇风雨廊桥等几座重要的古代廊桥相继被毁，现存的越来越少了。

廊桥，一种“木梁之上加构廊屋”的梁桥结构，虽然现在可将其出现的历史前推至春秋、战国之际，但“廊桥”是一个晚近的命名，时间不过八九十年，首次出现在建筑学家刘敦桢的《中国之廊桥》一文中。这篇文章也是国内的建筑学者第一次系统性地梳理这种建筑类型。刘敦桢叫它“廊桥”，源自白居易的《修香山寺记》，其中写道“登寺桥一所，连桥廊七间”。

1940年1月4日，刘敦桢（左）、莫宗江（桥洞处、中）、梁思成（桥洞处、右）在南充西桥

在此之前，刘敦桢所在的营造学社没有关注过廊桥，对整个桥梁类型的关注也不算多，远不如追至唐代的大木构建筑，他们主要测绘过像赵州桥这样的单体经典建筑，而非解析某一类型。一切的转变，发生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事变爆发之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刚刚发现佛光寺，刘敦桢正在河北进行考察，两支小分队赶回北平汇合后不久，北平沦陷了。经过商议后，营造学社的“大管家”朱启钤留守北平，梁刘两家则同行南迁，他们的目的地是西南大后方——昆明。

从北平到昆明，是一段长达三个月的跋涉，其中，他们在湖南停留了两个月，再南下至昆明。到了长沙之后，林徽因在当时给沈从文的书信中写道：“我们太平时代考古的事业，现在谈不到别的了。在极省俭的法子下维护它不死，待战后再恢复算最为得体的办法。”未来几年，营造学社一直在炮火中辗转，从长沙到昆明，再到李庄。

而对刘敦桢来说，长沙具有特殊的意义。刘敦桢是湖南新宁人，自小在长沙读书，日本留学归来后，又短暂地在湖南大学教了一段时间书，在这期间，还为湖南大学设计过两栋教学大楼。梁刘两家从北平南迁至长沙时，刘敦桢带着妻儿回到了湘西南的新宁县。刘敦桢一边回老家小住一段，一边就地展开了建筑调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当地江口桥的调查，以此为基础，几年后他写出了这篇《中国之廊桥》。刘氏本是当地的望族，祖宅也典型，刘敦桢又在闲暇之余，绘制了一幅刘氏老宅的平面图，收录在之后的专著《中国住宅概说》里，成为湘南民居的一则实例。

1939年11月28日，刘敦桢在梓潼文昌宫考察

 1939年12月13日，梁思成在苍溪烟崇寺

1936年，刘敦桢（下）与杨廷宝（上）勘察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现状（刘叙杰 供图）

1939年9月20日，梁思成在重庆北碚缙云寺

这两件事，既私也公。按照营造学社的惯例，这类地域性的民间建筑几乎不会纳入考察范畴，他们偶尔调查过窑洞，但都是“边角料”。因为当时抢救性地保护那些“纪念碑性”的大木构建筑更为重要，并且要以它们为实例，破解《营造法式》这本“天书”。无法作为案例的地域性建筑，优先级就靠后一些。

但一路向南走，学社看中国古代建筑的视野被逐渐打开。除了那些可以印证《营造法式》的唐宋之后的官式建筑以外，地域性建筑、遗存也开始进入他们的考察范围。刘致平在昆明考察了民居样式“一颗印”，刘敦桢专门详细解读了大理国遗存的经幢，又带队在滇西北考察了一番。

营造学社在昆明时期的工作、生活地兴国庵，位于昆明市北郊龙泉镇，原基址上正在进行复建（耿昊 摄）

1939年8月到次年2月，营造学社展开了一场漫长的古代建筑和古迹调查，这是学社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调查，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调查。他们从昆明出发，目的地是四川省和西康省。就在他们出行前八个月，国民政府才将四川西部划出，与现在的藏东地区统一划归，正式成立西康省。如果说在当时的战局之下，重庆是全国的大后方，那么西康就是大后方的后方。就像瞬息万变的时局一样，考察的方案也是不断调整的，随着调查的深入，目的地不断在变化、在增加。这一次考察被称为“川、康古建筑调查”，他们的行走织出了一张密集的川地古迹网络，细致而扎实，这在以往的考察中并不多见，与其说这是一次古建筑考察，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西南边地全域式的观察。

四川的情况很特殊，在经历过南宋人口锐减和明末张献忠入川之后，这两次毁灭性的战乱让四川的住民换了一茬又一茬，若是想寻找更古老且一直延续的川地文明的幸存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四川能考察什么？怎么考察？按照营造学社在华北的经验，从1931年的独乐寺到1937年的佛光寺，调查基本都是有计划性的，提前研究好，奔着一个个目的地去。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偶然性，比如在榆次换车时，恰好看到了雨花宫，又或者在汽车站瞥见晋祠一角，但总体来说都是带着目的性的考察；另一个特点是，由于华北铁路比较发达，他们在交通上相对比较便利，坐车到一个大的集散地，以此为中心再分散到各处，最终回到集散地。然而在四川，这两点都不容易做到。

事实上，这半年的川康调查是一次一次在扩大的。刘敦桢他们从昆明出发，经过贵州、重庆辗转到成都时，已是一个月之后的事了。他在1939年9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一天，他们参观了华西大学博物馆，午后，当地友人邀请他们坐坐，“饮于南大街”，同席的还有历史学家顾颉刚、华西大学博物馆的副馆长林名均，他们对四川古迹很熟悉。经过一番介绍，刘敦桢才知道新津县江口、宝资山及嘉定、渠县等地都有汉代崖墓，巴县南谌寺、资州北崖还有唐代摩崖，新津观音寺、广元武则天寺有明代壁画。这些信息让刘敦桢如获至宝，调查范围即决定从川扩大到川、康。

这样一来，原本顺着古蜀道金牛道和水道的计划，就开始加上了些枝节路线，深入到川康地区的县市。后来，在嘉陵江沿线，又增加了一些川东考察的地区；搬到李庄后，除了在宜宾附近进行一些小范围调查，可能还增加了其他调查。

李庄营造学社旧址（蔡小川 摄）

如今翻阅有关这段考察的文献，最详细的记录来自刘敦桢的日记。读刘敦桢日记，颇有一种读《徐霞客游记》的熟悉感。他详细地记录着每天的所到之处，去过哪个寺庙，看过几处阙碑，做了哪些测绘，在山间行走是如何折返、登坡的，如何乘汽车、坐滑竿，几时吃饭，微雨还是天晴，哪里有警笛，何处又被炸毁。就这样，调查的范围一再扩大，从“大血管”走到“毛细血管”，时间也被一再拉长。这样的工作方式，很符合刘敦桢缜密而周全的研究思路，他不断地添砖加瓦，在大历史的框架下，去找那些不为人知的小历史，让调查变得更丰富。

2020年3月，我们曾做过一期“营造学社”成立90周年专题。那次采访是在2019年隆冬时节进行的，我们几位记者分别前往独乐寺、隆兴寺、大同华严寺和善化寺、应县木塔、赵州桥、晋祠、佛光寺，重访1937年之前学社的调查。这一次，酷暑时节，我们又踏上了学社的西行之路，以汉阙、崖墓、摩崖造像、木构建筑几个类别为主要线索，回述从昆明到李庄的这段历史，以及“1939～1940年川、康调查”的面貌。

在这段被迫南迁的岁月里，营造学社仍然保持自己的学术关切，在为中国建筑研究不懈地坚持着。此前，虽然西方和日本学者曾涉足四川，做过一些散点式的调查，但营造学社的这次大调查，是首次以现代建筑的测绘方式系统性地研究中国地域性建筑与遗存。由于川地汉代古迹丰富，这次调查得以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实例由唐宋再次向前推进；在云南和四川的民居调查，也与曾经围绕《营造法式》的大木构建筑研究不同，后世学者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更深入的民间及风土建筑的研究。

重庆大学冯棣教授在彭山第530号崖墓里考察八角柱（蔡小川 摄）  

梁思成曾在《华北古建调查报告》中写道：“我们（中国营造学社）的最终目标是编撰一部中国建筑的历史，过去的学者们实未涉足这一课题。典籍中的材料寥寥无几，我们必须去搜寻实际遗例。”从华北到西南，究竟什么样的建筑可以搭建出一部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和刘敦桢共同思考的问题，只是，他们的答案略有不同。梁思成更去繁就简，刘敦桢则全面详实。无论是哪一种方式，这几年他们在西南地区的调查都让中国建筑史的框架变得完整，内容也丰满了。更重要的是，他们记录下的不少建筑和遗迹，日后都消失于战乱、建设或灾难，就像万安桥那样，不复存在了，只留存于历史之中。

点击下图，一键下单

| 封面故事 |

 

 

本周新刊

「发现边地 营造学社在西南」

点击图片，一键下单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