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中世纪之后、近代以前，封建制度开始瓦解但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这个时期，有一个绝对王权兴起的历史现象。王权兴起的政治演变过程，恰恰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到西汉初期发生的过程。

同理，日本在进入资本主义之际，明治维新恰恰也是皇权克服地方分裂势力而兴起的结果，也是中国“尊王攘夷”的思想在日本传播的结果。

然而中国在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由于客观技术条件的限制（造纸术、印刷术尚未发明，更谈不上普及），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萌芽。而到了客观技术条件已经成熟（造纸和印刷术全面普及）的宋明时代，整个社会的文化程度、信息交流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但因为政治体制经过一千多年的积累发展，平民知识分子力量对政府的全面控制，使国家无法用强力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进行控制，以渡过社会转折关头面临的难关（比如外来侵略和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

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有一条注释是格外值得注意的：

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即运用中央政府的权力使转型中的受害者的苦难得以缓减，并且为变革中的进程开创渠道以减少这个进程中的破坏性，仅仅是因为这些英国挺过了（16 世纪）圈地的灾难，而没有受到重大的破坏。

在中国的明代，同样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不断两极分化的趋势（明代的这种贫富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实质是一样的），以及工商业阶层对农民利益不断侵占剥夺的社会现象。

但在英国，“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能够’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而在中国的明代，文官系统主要作为工商业利益代言人而把持政府，皇帝却根本不可能具备这种对社会经济发展加以干预控制的权力，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无法形成强大的国力。这是明代的中国和同时期的西方社会之间一个重大的区别。

在西方，“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绝对君主制政体，实际上成为封建结构向资本主义结构转化的过渡状态。英国和法国比较典型，法国在路易十四时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百年后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

而在中国，封建制度在公元前的春秋时期就开始走向瓦解，如果说战国、秦以及西汉时期还相当于西方在近代崛起以前的绝对君主制政体，那么到了宋明时期，就已经远远不是什么绝对君主制政体了，而如钱穆所说，是由平民知识分子控制实际政权的君主政体。

一些人常常把中国最终没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归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大、受到的打击压制太大了。

事实恰好相反，真相是中国宋代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明代再一次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都太小了，发展太过于顺利。这才是中国最终在抵抗外来侵略和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矛盾爆发的过程中表现得过于脆弱的重要原因。

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大量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可以直接通过科举进入政府做官，掌控基层乃至中央的行政权力。在没有部族统治、民族压迫统治的情况下，科举制度普遍广泛实施的结果是政府官员中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占据最大的比例。

后果就是中国的宋朝和明朝，资产阶级是在温室里培养的。他们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直接操控了政权，让政权来为他们服务。这和西方的资产阶级经过流血斗争、经过革命才能取得政权是完全两样的。

选自《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增补本）》

杜车别 著，世界知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