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是明代的中国资产阶级就比现代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更自私，或者更没有远见，即便同一个人放到不同的环境中都会有不同的结果，并非人性有什么本质性的不同，而是不同的环境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对比明代资产阶级和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所处环境，有这样几点显著的不同：

1 取得政权的方式不同

西方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是经过流血斗争的，而明代的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却完全是通过科举制度自然而然实现的。西方资产阶级是通过付出相当巨大的代价获得政权，他们懂得为了维持政权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而明代资产阶级基本上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取得政权，他们的这种意识就相当淡泊。

就比如有两个人，一个人的粮食是自己种出来的，另一个不是，那么前一个人可能对粮食非常珍惜，为了持续吃到粮食是肯于付出许多方便和舒适的，并且也不太愿意浪费半点粮食。而后一个人可能就随意多了，没有什么节约粮食的意识，也不愿意为了节约粮食而暂时牺牲自己的方便和舒适。难道是后一个人愚蠢，不知道粮食的重要性？并非如此，经历不同自然造成的习惯和行为乃至心理也不同。这个道理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群体和阶层。

2 制度惯性不同

事实上，西方的工商业阶层一直被国王控制下的政权征收相当多的税，他们已经默认和接收了这个事实，他们所反对的仅仅是防止国王征收更重的税。因为有这样一个制度惯性，即便他们自己取得了政权，只要税不比原来重，能轻一点就可以接受了。而中国明代的工商业阶层，一开始就征税收很少乃至于免征，他们已经习惯于接受这种好处，如果突然有一天要他们多交一些税，哪怕再少也是难以接受的。

比如现在有两个人，一个人从小就生活舒适，也没人要求他干很多的活，而另一个人从小就受压迫，被要求做很多苦力活。那么如果突然有一天要求前一个人去干稍重的活，那他难以接受，而后一个人，即便已经取得自主权，可以独立谋生了，他依然会很卖力地干活。再比如，一个人去买东西，原先价格一直是一块钱，现在突然因为某种原因变成三块了，他会难以接受，但如果这个东西一直是五块钱，现在变成六快，反而不会引发强烈的不满。

3 国家的政权构成不同

即便同样是资产阶级控制政权，中国明代和西方近代也有相当大的区别。明代的政权内从最上层的文官到最下层的文官，不是少数大资产阶级控制实际政权，而是包括了许多中下层的平民工商业者的代表。

这样在作出重大的政治决策时，就难以做到为了某个国家目标而普遍达成一致，为了避免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为了避免成为“出头鸟”，很难有人真正去推动实施为加强国家力量而减少工商业阶层既得利益的政策。

而西方国家在近代初期，真正的政权还是控制在上层阶级手中，更容易达成一致，实行某个政策时更少掣肘，其对舆论的控制，很大程度上也远远强于中国宋明时代。

宋朝皇帝通过笼络优待的手段分化了文官集团的力量，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资产阶级势力，但因为这种对文官的过度笼络优待，致使政府本身混乱涣散，丧失了进一步振作的能力。

明朝资产阶级就如同惯坏了的孩子，只想着国家来为自己服务，为自己效劳，而不希望这个国家再从他们身上收取任何东西，哪怕再微小的付出，他们也全然拒绝。他们整个阶层就是精明的商人，既然已经用最小的成本就获得了最大的收益，那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增加成本为支持这个国家出点力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管控的政策，任何试图增加哪怕一点点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政府的利益代言人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行为几乎无一例外地获得了成功。

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是对国家对政府、对皇帝说的，意思是你国家、你政府、你皇帝要讲义，讲利就不好了，就不光彩。

而他们自己呢？唯利是图简直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任何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中后期是休想得以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

这就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许多论者常常大发议论，说中国古代中央政权的专制如何严厉，对社会的控制如何严密，中国古代的皇帝独裁者如何随心所欲，能控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简直就是自古以来的地球头号专制高压国家。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政府重要代表的宋朝和明朝，一个虽然征收的税是比较多了，但皇帝对待那些文官极尽优待，难以有效管理致使政府腐败横行，国家无力；另一个对文官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力处置了，但是征收的税尤其是商业税收和其他国家相比简直是离奇得低，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宋朝的商业税收还算是多的，可以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半以上，而到了商品经济远比宋朝发达的明朝就干脆低到了几乎等于没有商业税的地步。

于是中国这个所谓头号专制国家就经常性地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一方面是公认的富裕，公认的经济高度发达，社会高度繁荣，另一方面国家中央政府却常常在闹穷，甚至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开支都捉襟见肘，都要依靠皇帝省吃俭用，节省自己的个人生活消费来勉强支撑。甚至一次小规模的战争、一次稍微严重的灾荒都会导致国家财政发生危机，陷入破产边缘，而那些比中国穷得多的国家倒是连年发动战争，经济上还绰绰有余。

所谓的藏富于民倒真的是藏富于民了，可问题是一旦发生战争，发生外来侵略，这藏在民间的财富并不会自动奔凑聚集在一起，组织维持训练出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当发生灾荒的时候，这藏在民间的财富也多半不会就自动捐献出来为救济灾民而用。到最后，这藏于民的富多半还是被侵略者抢去、被饥民暴动夺去。所谓藏富于民不过成了一句骗骗傻子的大笑话而已，可怜的是，中国皇帝在文官的围攻诱导之下，一次又一次地成了这样的傻子。

选自《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

杜车别 著，世界知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