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集呢，我们讲了，曾国藩创立湘军，搞的第一个制度创新是实行高薪制。给军官和士兵，开了超高的工资，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激励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曾国藩进行了第二个创新，就是组织原则的创新。湘军的组织原则跟绿营是完全不同的，绿营兵第一个制度缺陷是军饷太低，第二个制度缺陷，就是组织上的血脉不贯通。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胜则相忌，败不相救”，意思是绿营兵各部队之间，彼此不配合、不团结，打了胜仗相互嫉妒，打了败仗互不帮助，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敌人消灭。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清代的皇帝都是极有权术的，他们在规定这个绿营兵制度的时候，怕这个军官们拥兵自重，造朝廷的反，所以十分重视兵为国有，而不是兵为将有。

所以每逢战争就采取抽调的方式，“则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以辖黔镇”。意思是东抽一百，西抽五十，临时组成一支军队，然后再派一个将领，带兵出征。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军跟士兵互不熟悉，没有私人感情，大伙只听皇帝的，没有皇帝的命令，就不能调动军队，这样就保证了皇帝的绝对安全。但坏处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甚至是兵不识兵，将不识将，彼此都非常陌生。打个比方，像砍树枝一样，东砍一根儿，西砍一根儿，捆到一起，这些树枝就形不成一棵有生命力的大树，形不成一个整体，所以这就叫“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这种情况下，军队自然就没有凝聚力，打起仗来谁也不敢往前冲锋，相反一有危险，大伙都本能地率先逃跑。所以曾国藩说过，说这样的军队即使诸葛附体，也就是诸葛亮活过来，也是打不了胜仗。因为这不是个人道德水平的问题，这是制度问题。所以湘军要想有战斗力，就必须从制度上进行彻底地变革，因此曾国藩采取的是层层招募制。

我们说了，湘军是厚饷制，所以马上就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参加。“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所以湘军在招募时，往往是“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兵源是非常地踊跃。同时曾国藩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规定，那就是在作战过程当中，如果这支军队临阵脱逃，或者是大伙不保护军官，导致这个军官战死，那么手下的这支军队也就就地解散，全都回老家，一个不留。这样一来，所有的士兵打仗的时候，都会全力保护自己的长官，因为只有保住了长官，你才有继续升官发财的机会。

所以王闿运在《湘军志》当中说：“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喻利于义。将卒亲睦，各护其长。”这就解决了绿营兵“胜则相忌，败不相救”的问题，形成了曾国藩所说的“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这样的“死党”，这个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的来源。所以曾国藩高明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去用道德解决的问题，保卫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要求，但是曾国藩通过制度让他变成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这样一种行为。因此优秀的管理者，他的第一项才能，就是需要能够制定出有效的制度，把下属的自利行为引导到对组织有利的方向上去。

很多时候这个制度规范，都比道德要求更有效。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运奴船的故事，当时在西方，开始贩运奴隶的时候，奴隶贩子从非洲抓了奴隶，雇船一船一船运到美洲。一开始，大伙是这样交易的，就是我把一百个奴隶交到你这个船上，给你船主一百元钱，你给我把他运到目的地。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航海条件很不好，船上的这个卫生条件很差，所以奴隶的死亡率很高，在大海上航行了几个月，运到美洲的时候，可能有一半的奴隶已经死了。后来这些奴隶贩子一看这样不行，他就改革了交易制度，我不先给你钱，等运到之后再给你钱。好比说，我给你一百个奴隶，你给我运到美洲，到美洲咱们查人数，活下一个人我给你一元钱，这样一来，奴隶的存活率就大大得提高，原来一船只活下五十个人，现在能活下八十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运奴船的船主，主动在船上安排了医生，提高了奴隶的伙食标准，改善了他们的待遇，让他们少生病，这样他才能赚到钱。所以很多时候，制度设计是决定性的、基础性的。

2016年，美国首个黑人博物馆在华盛顿落成开放，用来展示非裔美国人生活，彰显非洲裔群体为争取平权进行的抗争以及对美国社会所做的贡献

制度能决定和改变人的行为，曾国藩在建立基本制度之后，他就用不着自己拿着战刀逼着下属往前冲，下属自然就会往前冲，这个就是制度的力量。当然，制度设计的成功，关键又在于对人的自利本性的把握。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是自利的，这个其实不是坏事，这正是我们有效地建立制度的出发点，这是我们从曾国藩创建湘军的过程当中，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的技术。

曾国藩给我们今天企业家的第二个启示，就是他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企业文化。我们知道在曾国藩创建湘军以前，中国的军队是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说的，如果把绿营兵比做一个国企，他是没有企业文化的。所以这支军队他不知道自己为谁作战，为什么作战，因此他是一支没有灵魂、没有精神力量的军队。曾国藩把军队的这个训练分成了“训”和“练”这两个部分，所谓“训”就是训话，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练”才是练军事技术。训和练相比，曾国藩更重视训，曾国藩规定每逢三八两日，也就是每隔五天，就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进行政治教育，用什么进行教育呢？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理学理念，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这个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要忠君爱国、严明军纪、不得扰民。“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一时呢，指一个时辰，两个小时，也就是每次讲课呀，一讲，就是三个小时左右，“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

苦口婆心，目的就是“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落脚点落在纪律上面。曾国藩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他说：“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比作战技术更为重要。经营企业也是这样，对一个企业来说，企业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想要做成大事，背后一定要有价值和理念的支撑，所以伟大的企业背后一定有伟大的价值追求，没有高远的企业文化，企业做不到一流。但是实话实说，我认为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呀，企业文化建设都是失败的，我们现在的这个企业文化，通常有两个问题。

张宏杰老师认为，现在的企业文化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内容空洞、例行公事、官样文章。从别的企业随便抄来几句，什么勤奋求实、勇于争先，往墙上一挂，就当成企业文化了。这些企业文化不是从企业自身的经验中凝练出来的，自然没什么作用。所以，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伟大的价值追求，就做不到一流。同样，一个国家，也面临着国家文化建设的问题，就是国家提的理念，到底有多少人真心信服，能调动起多少人的精神力量？如果国家文化本身没有生命力，即便投入多少精力和金钱去宣传，效果都是正好相反的。那么曾国藩是怎么抓湘军的企业文化建设的呢？

所以曾国藩指导湘军的文化精神是什么呢？就是理学理念。这些东西，在当时每个读书人都是真诚地相信的。这就好比解放前，在搞革命的时候，我们的党员是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理想，因此他才是有效的、有生命力的。所以要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时候，我们的企业领导，一定要挑选那些真正能够感动我们的，从我们的个人经验当中生发出来的，对我们自己有强大激励作用的这样的理念。

在现在企业文化当中，通常第二个问题是企业文化不落地。很多企业可能是太重视企业文化了，把这个企业文化搞得太复杂，大量使用时髦的概念，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件体系。或者，搞得过于深奥，搞一些玄妙的什么老子的理论，国外的哪个哲学家的理论，普遍员工他根本就没法理解。在这点上，我们也要向曾国藩学习。湘军的价值观是理学理念，是儒家哲学，是很深奥的很复杂的东西，但是曾国藩，善于让很高超的东西能够落地，能够切实地发挥作用。怎么落地呢？曾国藩的做法是创作顺口溜，曾国藩知道，湘军士兵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对他们做宣传，你不能讲得太复杂，思想政治工作，简单则易行，你要易行就必须简单。所以曾国藩的做法是创作一些歌谣，把一些儒家的这个伦理原则比如仁爱，变成非常直观的做法，通俗易懂，容易记住。

比如曾国藩做的这个《爱民歌》是这样唱的，他说：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军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军来作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所以要善于让企业文化简单化，来提炼核心价值观，让它简单易行，这个是在企业文化方面曾国藩给我们的启示。

第三点曾国藩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善于选人用人。建立一个团队，在明确了组织原则和企业文化之后，还面临着一个具体的选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企业在招人的时候，往往会愿意选择那些反应快、口才好、头脑灵活、特别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这个是我们的原则。

但是曾国藩选人用人的原则，跟我们恰恰是相反的。曾国藩选择的原则是笨的、口才不好的、没有工作经验的。他选人有一个原则叫做：“选士人，领山农”。什么叫“选士人，领山农”呢？选士人就是要选择读书人，就是军官要用那些没有打仗经验的读书人，不用那些从绿营跑来的，有经验的军官。

那么大家可能感觉比较奇怪，打仗他不是要选择有经验的人吗，要选择有武艺的人吗，曾国藩为什么要选择那些没有经验的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呢？这个跟上一个企业文化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曾国藩要建立的是一个有精神力量的军队，那么读书人他们读过孔孟之道，他们有信仰。别人选人要选心眼多、心眼活的，曾国藩相反，他选的是心眼实、心眼少的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绿营兵为什么没战斗力呢？是因为其军官“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淳，真气荡然。”心眼太多，办事不实在。所以“楚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坚决不找心眼多的人。

一般人选择人才，都愿意选择口才好的，但是曾国藩选将领，却喜欢用不善说话之人。为什么呢？因为太会说话的人，到关键时刻，往往不见得能靠得住。所以曾国藩选军官就是选士人，选老实巴交的读书人。选士人的下一句是“领山农”，什么叫“领山农”呢？绿营兵除了我们以前提到的那些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兵源不好，当兵的大部分都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或者是游手好闲之人。“良民有职业者，皆不肯应募，其应募者，皆游手浮滑之徒，无事则坐领工食，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

也就是一打仗他们就是逃跑，那么遇到扰民的这样的机会，他们却能够勇往直前。曾国藩在这点上，也是反其道而行之，招收兵员他有一个原则，绝对不收当过兵的人，不收退伍军人，主要收纯朴的农民，而且是山农，就是山里的农民。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句古话：“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山里的农民，比较老实。所以曾国藩选择他的团队成员很有特点，他就是靠这样一个团队，成了大事。所以曾国藩后来在《湘乡昭忠祠记》回顾湘军成功的原因时说过一段话：“吾乡君子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湘军（图片来自网络）

这个是他的自我总结，天下为什么大乱呢？因为大家都太聪明了，成天在那玩心眼，相互欺骗，那么我湘军最后成功靠的是两个字，一个是成，一个是拙。

以纯朴为用人之本，以推诚为驭将之本。拙和诚，可以说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核心，那么究竟什么是拙诚呢？《韩非子》一书中说：“巧诈不如拙诚。” “巧诈”，是指心怀鬼胎，有目的有意图地去做事，这种做法，乍看起来，机动灵活，善于应变。但往往会弄巧成拙，赢了眼前，丢了未来。“拙诚”则是指心中不存恶念，诚心诚意地做事，或许有时行为举止略显愚直笨拙，但从不欺瞒别人。拙诚的人貌似愚拙，却因为诚赢得了别人对他的信赖，从长远角度来说，拙诚的眼前利益不大，但长远利益却很丰厚。当然，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作为一个官员，他也必须跟现实妥协，必须外圆内方。以耐烦为治心之本，以包容为处世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治事之本。这些都是曾国藩修身治事坚持的原则，那么曾国藩是在什么境遇下悟出这些道理让自己脱胎换骨的？请听第十五回：大悔大悟，外圆内方，曾国藩如何让自己脱胎换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