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在讨论了霍布斯关于《圣经》经文解释及其政治内涵之后，这一节也就是关于《利维坦》的最后一节，我们进入霍布斯关于政教关系问题的讨论。

透过对《圣经》经文历史学和语义学解释，霍布斯拨云见日，旨在解构中世纪经院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精神权威，从而消解罗马教会的权威，重新勘定上帝与凯撒、教会与国家、教权与政权之间的分际，以及它们各自的目标、责任和权力，使信仰的归信仰，政治的归政治，从而结束长期困扰基督教世界因世俗权威与精神权威彼此叠加、相互掣肘而导致的纷争和冲突。

《利维坦》第42章“论教权”，是全书中篇幅最长的一章。在该章中，霍布斯对教权的主体、教权的性质和范围、宗教戒律与世俗法律之关系、罗马教皇与各个国家基督君主（主权者）各自的管辖权范围等议题做了缜密的分析论证。

霍布斯首先以世俗主权者的皈依并承认基督教作为节点，将基督教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教权相继操在使徒、布道士及其任命的人手中，从《旧约》中摩西和大祭司到圣子耶稣，再到基督的门徒，他们都是上帝在人间的代治者，是上帝人格的代表。当初，上帝并未赋予代治者任何强制权力，门徒们也未从救主耶稣那里获得任何形式的强制权，他们的使命在于“宣告基督的国，劝人服从基督的国，以诫条和劝喻教示服从者，要怎样才能在天国降临时被接纳进入天国”（397）。他们是教师，不是管辖者，是劝喻，不是命令，说服百姓，而不是治理百姓，不是以惩罚迫使人畏服，而是通过劝说促使人信服，传道者只有服事人之权，没有辖治人之权。对于不信基督的世俗主权者君王，无论是出于刑罚还是良心，基督的使者必须顺服，即便国王要求基督徒放弃基督信仰，对这种命令，他也至少要在表面上服从。真正的殉道者必须是救主复活的见证者，必须曾经在地上与耶稣面谈过，必须是耶稣的亲传弟子，任何通过各种二手信息，以基督信仰之名，行反对世俗主权之实者，均与殉道者这样的令誉无缘。而在基督教未得到世俗权力当局承认之前，开除教籍，其目标仅仅在于纠正被开除者的品行，而不是针对人们的见解。一个人只要能够保持“耶稣即基督”这一基本信仰，即便在其他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只要并不影响他的基本信仰，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将他开除教籍。对于那些在教会中贩卖私货，且屡教不改者，完全可以放任自流，随他去，多行不义必自毙，开除教籍大可不必。

无论是对作为主权者的君主还是议会，还是生活在特定主权者辖治下的基督徒臣民，开除教籍都是无效的。既然开除教籍是一种劝告，不是命令，因此，“开除教籍的权力不能超出救主赋予使徒和教会牧师的使命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目的不能用命令和强制手段来实现，而只能用教诲和指引人们在来世中获救的办法来实现。……一个传布基督教义的教士，当门徒顽固地坚持不合基督教要求的生活时，也可以抛弃这种门徒，但却不能说他们侵害了他，因为他们并没有义务要服从他。”（412） 

在使徒时代，宗教教规仅仅是指导人们行动的戒条，不是法律，只有世俗主权者才能制定宗教法典，《圣经》十诫之所以被以色列人引为法律，原因在于：无论是摩西、亚伦还是继任他们的大祭司，都是世俗主权者。“将《圣经》定为法典的权力从古到今一直都操在世俗主权者的手中。”（418）

▲十诫

最初，教会神职人员的供奉往往来自信众的慈善捐纳，但这种捐纳并不确定，且数量也无法保证，因此，只有世俗主权者通过法律，才能确保教士给养如期如数拨付。

随着世俗主权者皈依基督教，作为基督徒的君主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王位，他依然是百姓的“最高牧者”，管辖着自己治下的国民，任命教士，教导教民。即便选任教士之权一如既往掌握在教会之手，但随着主权者成为基督徒，主权者的权力便成为选举教士的依据，教士们的“传道、教诲和有关教士职位的一切职权，都是从世俗主权者那里得来的，他们不过是他的下属。”（436）主权者是自己治下民众的最高教长，主权者君主总揽国政，日理万机，某些涉及宗教的次要事务（如施洗以及其他宗教仪式的主持）交给下属去办理，但这绝非意味着君主放弃了相关方面的主导权力。在基督君主那里，国民与教民始终是同构的。因此，基督君主将某些宗教事务交给教皇，在基督君主管辖范围内，教皇必然从属于作为世俗主权者的基督君主，而一旦“教皇擅自为所有的基督徒国王以及基督教国家制定法律时，便是在今天窃据了一个基督不曾具有的王国”。而在教皇的命令与合法主权者的命令相龃龉时，教皇就是在行不义，这样，基督徒也就没有义务服从教皇的指令：“教会既没有宣称他是全世界基督徒的世俗主权者，教皇自己也没有如此宣称，因此所有的基督徒都没有义务必需承认他在行为问题上的裁判权。因为世俗主权和有关行为问题的争讼的最高裁判权是同一回事。世俗法的制定者不但是宣判行为是非的人，而且也是规定行为是非的人。除了是否符合主权者的法律这一标准以外，一个人的行为便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之成为正义的或不正义的。因此，教皇对行为方面的纠纷的最高权力提出争议，就是教唆人民不服从世俗主权者；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跟我们的救主以及他的使徒在《圣经》中传给我们的许多诫命都相违背。”（452）

关于基督教对于政治世界的危害，霍布斯与马基雅维利均可谓洞若观火，批判亦可谓入木三分，两人提出的共同解决方案，都致力于将宗教世俗化和政治化，旨在消除政权与教权、政治与信仰之间的冲突。然而，这一方案却在客观上“导致了政治世界内部的新冲突，即个人与国家、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和内在思想与外在言行的冲突。他们的药方固然治愈了旧的病症，却产生了新的并且更严重的副作用。在他们之后，洛克与卢梭等政治哲学家一方面继续推进对基督教的批判，另一方面将重心放到正面的积极建构上。在对基督教进行无害化的处理之后，他们更努力将它解释成一种自然宗教、公民宗教或道德宗教，使其成为一种维系公民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吴增定：《利维坦的道德困境》，158）

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集大成者，霍布斯凌云剑笔，力透纸背，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在他那里得到了全方位检省和别开生面的重建；霍布斯又是现代政治科学的奠基者，陷入内战漩涡的祖国英国，被政教纷争、教派冲突撕裂得七零八落的整个基督教世界，干戈扰攘，生灵涂炭。霍布斯凭借其手中的如椽之笔，辟邪说，正视听，去亡国丧邦之说，立开国创基之言，探问安邦定国之道，为生民立命，开万世之太平。霍布斯指出，政治科学或政治哲学需要坚实的推理能力，需要研究者摆脱流行见解的裹挟，激情和利益的束缚，透过诡辩标新立异的冲动，研究者必须摆脱个人的情感好恶，具备深厚的几何学素养，后者正是一切自然科学之母，从而形成关于线与形的比例和性质的知识，掌握自然运动的方式和程度，进而发现并揭示真理。与自然科学不同，作为人文（道德）科学的政治（公民）科学，还需要雄辩的口才，借以使人们克服偏执，抛弃错误，让人倾心真理，将人类天性（human nature）与公民义务（civil duties）真正结合起来，将“明晰的判断力和广阔的想象力、深入的推理能力和优美的口才、作战的勇气与对法律的畏服”等等品质出色地结合起来。在霍布斯看来，上述品质完全可以通过教育和训练培养并调和起来，而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利维坦》，其命意正在于上述目标，《利维坦》毋宁是一部旨在对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实施政治教育的公民读本。

在书末“综述与结论”中，霍布斯这样写道：“关于本书中整个的学说，我怕还未能看清；然而其中的原理却是正确的和恰当的，推理也是确实可靠的。因为我把主权者的世俗权力，以及臣民的义务与权利，都建筑在众所周知的人类天赋倾向和自然法之上，凡是自以为理智足以管理家务的人都不能不知道。至于这种主权者的教权，我就把它建筑在本身明确而又符合全部《圣经》的见地的经文之上。因之，我就相信，仅仅为了求知而阅读本书的人就会从这里面得到知识。”霍布斯坦承，《利维坦》是当时英国纷乱的内战形势促发下的发奋救世之作，这部关于世俗政府与教权当局的讨论“不偏不倚、不忮不求，除开向人们阐明保护与服从之间的关系以外别无其他用心，人类的天性以及神律（包括明文规定的神律和自然法）要求我们神圣不可侵犯地遵守这一关系。在发生革命的国家里，由于有那些推翻旧政府的人而显得民怨沸腾，而建立新政府的人则老是被赶下台，这种性质的新学说就星宿不利，无以托庇诞生。然而在目前这种时候，我却认为它不会遭到公众学说的审订者或任何希望治安得以维持的人的谴责。”（577）

最后，大家若有兴趣进一步阅读，这里向大家推荐两部关于《利维坦》的研究著作：一部是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的《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1938），这是一部精深且极富想象力的著作，可以作为阅读《利维坦》的辅助参考，亦可作为一部独立著述阅读；另一部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增定教授的《利维坦的道德困境》（2017），该书将霍布斯纳入西方早期现代政治哲学问题脉络中考察，作者凝练精到的文笔，对霍布斯著述思想的准确把握，以及与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洛克、卢梭问题轴心的相互对观，彼此发明，读之肯定会获益良多。

好的，关于霍布斯的巨著《利维坦》，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进入另一位大名鼎鼎的思想人物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政府论》。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19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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