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医生说，乳腺癌最大的风险因素在于拥有乳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癌症统计报告，这种极具女性特色的疾病，已在去年超越肺癌，成为全球第一大癌症。在中国，每5名女性癌症患者里，就有一名得的是乳腺癌。

在女性身上最常见的这种癌症会在治疗过程中一村一寸侵蚀女性的一切——性别、经济、工作、生活、情感、社会角色。社会总期望女性在癌症面前维持自己的优雅大方，连亚马逊售卖的T恤上都印着“你惹错了这个女人”。但作为一名乳腺癌患者，美国诗人安妮·鲍耶（Anne Boyer）却无意扮演社会分配给她的角色。她在为她赢得普利策奖的《未死之人》一书中说：“癌症选对了要惹的女人。”

《未死之人》书封

安妮得的是三阴性乳腺癌，乳腺癌中最凶险的类型。医生当着她的面划掉了一个个药物的名字，告诉她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安妮选择了最激进的治疗方式——接受高强度的化疗，尽可能杀死身体里的癌细胞。再接受双乳切除手术，彻底切掉身上的病灶。她最后活了下来，将日记汇集成册，讲述她如何成为了未死之人：身体的一半死去，另一半无人记起。

癌症首先迫使人们接受癌症给她们打上的全新标签。乳腺癌患者在医生面前已不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而是成为了放射影像上的光影，成为了化验报告上的数据，成为了不同药物的实验场。安妮接受的化疗药物叫做多柔比星，毒性大到连给她注射的护士都要穿上防护服。和它一起使用的化疗药物叫做环磷酰胺，“一战”时是填满战壕的生化武器。几天的治疗就让她的体液充满毒性。化疗室的厕所贴着告示：患者用完要冲两次水。所有理应留在身体内的东西都开始往外流。化疗带来的鼻血滴得到处都是，眼泪止不住，呕吐也停不下来。她们的身体散发出特殊的味道，让人避而远之。同样的秃头，同样糟糕的综合症，同样因为激素而肿胀的脸，同样在皮肤下隆起的化疗输液口。她们在展现自己之前，先展现出了疾病。

随后是女性特征的丧失。因为化疗，她们美丽的长发和长睫毛开始掉落，她们涂满颜色的指甲开始掉落。双乳切除手术切掉了她们的性征。英国小说家弗朗西斯·伯尼想要清楚地记录下乳房离开自己的经历，决定在手术过程中不接受麻醉，甚至主动要求托住自己的乳房，方便医生下刀。在遭到拒绝后，她绝望地闭起双眼，放弃了所有的抵抗。整个过程中，她晕死过去两次。手术后，伯尼花了三个月才写下双乳切除的经历，之后每次读起却都觉得不适，无法继续。她没能留下自己的乳房，也没能留下失去乳房的记忆。

我们又必须用虚假来填补这些丧失。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更新疾病治疗进展，努力表露出积极的一面，好用于网上的募捐；有人完美地记录下剃光头发的全过程，面对镜头露出微笑，竖起大拇指；假发和义乳是乳腺癌患者生活的一部分。在美国，乳房重塑被写进了联邦法律，是双乳切除患者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大约45%的患者在接受双乳切除手术后，得当天回家，无法住院接受康复治疗。安妮是其中之一，麻药劲头还没过去，护士就把她推醒，随便填写了出院单赶她出院。在立法者眼里，胸部的曲线显然比胸部的疼痛更值得重视。

治疗随之带来的是社会关系的消亡。朋友、爱人、同事，社交网络粉丝，甚至仇敌都会离癌症患者而去。“那些弃你而去的人不再同你交谈，”安妮写道，“你的疾病对他们来说太难处理。”他们也看不到一名癌症患者的受苦与垮掉。“对他们而言，你永远停留在被诊断的那一天。”对于乳腺癌患者，消亡的还有家庭。一个乳腺癌患者的论坛上，有着太多女性遭受遗弃，离婚、出轨、虐待，以及失业的故事。

是的，我们还必须谈谈失业。没有殷实家底的普通人，在癌症期间不得不继续工作。癌症治疗需要金钱，生活也同样需要金钱。在家里，在学校，在超市，她们在癌症患者之外，也还有其他的角色。作为一名没有存款的单亲母亲，安妮在接受化疗的几个月里不得不持续教书。在做了双乳切除10天后，她就重返课堂，只为保住这份工作。当癌症治疗所需的时间超过了病假允许的天数，一切都是没保障的。在金钱至上的价值观里，有些人不配活。和很多癌症患者一样，她被要求感恩，感谢得到了治疗，感谢自己还有工作，感谢自己还活着。

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活着。几小时的化疗，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好多年，包括对大脑白质和灰质的损伤，最终影响到患者们阅读、说话、记忆、做决定的能力。随着神经末梢的坏死，人的手指开始变得麻木。给乳腺癌的患者指南说要保持对生活的幽默感，遇到扣不上扣子的时候，可以请其他人来帮忙。当然，指南上并不会告诉你要请谁。“我没有死，至少没有因为乳腺癌而死，”安妮说，“我失去了神经的线粒体，我的外貌，我的很多记忆，我的很多智力，以及最乐观估计，五到十年的寿命。”安妮遇到的很多癌症幸存者说，如果治疗前知道活着是这个样子，她们宁可死去。

在得乳腺癌之前，许多女性独自美丽而又各自不同。她们是业界精英，是贤妻良母，是家庭的中心。得病之后，身体一部分的疼痛，让她们不再意识到身体其它部分的需求。她们都变成了没有头发的垂死女性，用自己剩下的生命书写着一段段大同小异的故事。她们被诊断，被治疗，要么活下来，要么死去。活下来的人被当作英雄，说一些勇敢的话，赢得一些掌声。死去的人则成为统计上的一个数据点。她们之间的差异消失了。如果说在这个时代，癌症在侵蚀个人特质上最为高效，那么女性癌症对女性的侵蚀则更为深刻。

为此安妮反对一切利用乳腺癌做的商业活动，其中就包括了象征乳腺癌防治的粉色丝带。过多的热心仿佛在期望患者接受这些满溢的感情，而这些感情却是建立在患者本人的灾难之上。一方面，世界最大的乳腺癌慈善机构的CEO的年薪是42万美元。另一方面，美国癌症研究院每年的经费只有5%用于癌症预防。大部分通过乳房造影确诊乳腺癌的女性接受了不必要的治疗。早期诊断在消耗几十亿美元后，未必最终能拯救生命。最常见的女性癌症夺走了女性的一切，还要压榨她们的剩余价值。

当一名独立女性遭遇癌症，她要干翻的不是癌症，而是这个充满资本主义气息和父权制度，败坏且致癌的风气。在希腊悲剧里，女性只在睡眠、做爱、或生产中死去。即便一名女性像男性那样自杀，她还是会像女性那样死在她的床上。几千年过去了，女性的地位虽有改善，却依然承受着类似的社会负担，性别也依旧是癌症死亡率的相关因素。通本《未死之人》中看不到对医疗系统的赞美和自我打气式的鸡汤。安妮说她宁愿什么都不写，也好过宣传这个操蛋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