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的五四运动，在胡适看来，还是以一种政治运动的方式打断了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致力于构建新的学术社会的新文化运动一代人整体上受到了社会的挑战：动荡的政局挑战着他们的非政治立场，文化本土主义的复兴和民族认同感的需要挑战着他们的反传统主义因素，政治集体主义挑战着他们的自由主义。

例如，在史学上，自汉代以来，所有的经学观点所建立的静止的中国世界观，开始被以史料为中心建立的变动与发展的概念的古代世界所取代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前，这所学堂以腐败的官僚恶习而闻名。学生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的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大多“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在校极力巴结官僚，相互攀附钻营。蔡元培到校伊始，即与学生“约法三章”，要求学生抱定“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吾师”。蔡元培的到来，把这个官员培养基地转变为学术研究大学，从此走上现代化道路。他的新政也让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地位更加平等，学生和教师间有时会自由争论，表述的自由迅速导致更有活力的讨论。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前，这所学堂以腐败的官僚恶习而闻名。学生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的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大多“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在校极力巴结官僚，相互攀附钻营。蔡元培到校伊始，即与学生“约法三章”，要求学生抱定“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吾师”。蔡元培的到来，把这个官员培养基地转变为学术研究大学，从此走上现代化道路。他的新政也让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地位更加平等，学生和教师间有时会自由争论，表述的自由迅速导致更有活力的讨论。

主张文学“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从个人出发，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重估现代个人、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他们思想新信仰新，但在安身立命处，仍旧是传统中国人，因此也始终处于内在的紧张与探求中，在冲破“家国天下连续体”后，思考新的秩序与认同。

在一个动荡、资源并不丰厚的时代环境中，这些一流人才聚集在一起，开创了文化上的新气象。尽管后来政治危机的不断困扰，将他们卷入了政治命运的漩涡中，没有时间和机遇来慢慢建立一个学术社会。

1918年12月，周作人写了《人的文学》这篇文章，呼吁中国文学描写人的真实情感。他在文章里写道，欧洲关于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15世纪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之后，第二次是法国大革命，到了19世纪，才发现了女人与儿童。

评判的态度包括两方面，一是研究问题，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二是输入学理，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

费孝通曾指出，正是文字造就了士绅特有的属性，不仅有其治平学的功能，而且还有心性学的作用。儒学的正统地位随着古文丧失后，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就塌陷了。中国社会深层次空间的这种变迁，与“文字”关系极为紧密，而“文字”又应重估和重建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