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图：18世纪英国艺术家威廉·贺加斯的版画作品——《精神病院》 )

去年11月，《纽约时报》报道说，有科学家用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摇摆不定的选民在对主要总统候选人做出反应时大脑的活动。他们汇报说:“当男性观看共和党一词时，大脑中与焦虑和厌恶情绪有关的两个区域(杏仁体和脑岛)特别活跃。”耶鲁大学的查尔斯·巴伯指出:“现在看报纸的时候很难不看到新发布的神经科学对精神分裂症、滥用药物、同性恋等复杂现象的解释。对于新兴神经科学的影响，精神病学是首当其冲，但所有的证据都表明，现在接受生物精神病学还为时过早。”

生理与心理

美国侦探小说家钱德勒在《漫长的告别》中有一些对犯罪心理的议论:“最不可能的人会犯下最不可能的罪。慈祥的老太太毒死全家，健康正常的小孩犯下多起抢劫案，有20年完美无瑕记录的银行经理长期盗用公款，成功、受欢迎、应该很快乐的小说家酗酒把老婆打得住院。我们连自己好朋友的动机都不太清楚。”但是总体上我们知道，“犯罪是病症，警察就像用阿司匹林治脑瘤的医生，只是警察宁愿用金属棍棒来治罢了。我们是粗鲁、有钱又野蛮的伟大民族，犯罪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但如果警察像心理医生，警界就“不再是警界了，渐渐变成医疗业的分支了。再过10年警察会去做罗夏心理测试和词语联想测验，不再拉单杠、练习打靶。我们出去办案，会带黑色小皮包，装着手提测试器和一瓶让人吐露真言的药”。说罪犯或者某个民族“有病”，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这么说，其实罪犯犯罪是因为野蛮而非有病，所以对他们要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