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从美国西欧传入了新清史的不少观点，如认为清朝不是传统意义的汉人国家而是一个复合体，具体说来是内亚国家。在汉人十八省实行华夏制度；余外在蒙古人眼里扮演大汗的角色‘；在藏人里则扮演菩萨类似的角色。总而言之新清史就是强调突出清代的并非汉化的一面，在边疆地区的政策和管理制度的独特性。而关于晚明则是关注不多，以往对于这个时段总是以农民起义战争作为主旋律来叙事的，而当农民战争史研究转冷之后，对于晚明我们的印象似乎是更为模糊了。

樊树志先生的这本《晚明大变局》，就是告诉我们晚明时期的繁华富庶与汉人帝国曾经可能的多种道路，可惜这一切都因为自己内部的放纵骄奢和外部敌人的窥伺而崩塌，成为了黄粱一梦。

整部书如作者在“引言”里所说的是由六个章节所组成。分别从海禁——朝贡贸易体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贸易漩涡的东南经济；江南市镇；多层次商品贸易市场的高度成长；思想解放的潮流；西学东渐和放眼看世界的明代中国人以及文人结社和言论的新气象。

在全书里我最感兴趣的部分还是在明代中国是如何卷入当时的全球化的经济贸易网的，熟悉明代历史的走向的话，可以知道正是从16世纪前后开始明代出现了一个海量白银不断涌入的阶段。这在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里有过具体而微的阐释，概言之当时世界财富的相当部分被帆船带到了明王朝，中国正处在一个贸易顺差时代，随之而来的江南市镇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扩大都是与此密切相关的。令人深思的是这种影响程度和覆盖区域是不平衡的，从书中涉及的地名和区域范围可以轻而易举的看出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以松江府（今上海）、苏州府、镇江府、湖州府、杭州府、嘉兴府为核心，而西北内陆受到的影响毕竟是微乎其微的，如此经济变革的程度的不平衡是否也预示了明代中国南北部、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撕裂？因而在明末的民变浪潮中大量成规模、波及大的起义军多集中在陕北、陕西、河南等地，而江南地区极少出现，这本身也与经济富足程度和社会结构的组成有很大关系。寻着这一思路去阅读和理解本书前三章则可以更好地把握16-17世纪的世界趋势与中国脉动。

第一章就是一个引子引出了晚明变局的核心是围绕海洋的，所有的大事件和大人物都是因海而生的，这是与隋唐的世界帝国本于内陆中亚的格局完全不同的。在首章里阐发的是关于明代海禁和朝贡的问题产生矛盾和解决的演化，解决不好就造成了海商、海盗和日本浪人的结合形成了倭寇，而这些后期倭寇其实更多是本国人而非真倭，这是海洋时代的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嘉靖时期严重的东南倭患正是反映了那个时代民间对于海上自由贸易的巨大需求，官方一位地封堵自然酿成了倭乱的惨祸。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防倭背后的逻辑实质是帝国内部不同地域派别官员关于帝国发展走向的权力意见之争。朱纨剿倭有功却葬送了自己的仕途命运，自然是触动了大量东南海商的蛋糕；胡宗宪招抚王直则可以看做是一种内部矫正但最后却杀死王直酿成了更大范围的秩序崩溃，失去了头领的海商海寇结合体开始肆无忌惮地破坏蹂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而真正解决倭患的绝不是戚继光俞大猷的武力剿除，而是隆庆年间的开关，才释放了和解轻松的信号。这一信号的释放缓和了矛盾冲突，也为后面新一代海上群体的发展成长奠定了基础。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17世纪活跃的郑氏家族，他们的发展活跃正是受益于明末制度的调整和太平洋贸易网的建立。郑氏家族在其中扮演了中间人和秩序维护者的重要作用，打造了一个强大的海上经济、政治王国，并以此为基础能够与强大的满洲八旗对峙东南达到80多年。第二章讲述的正是全球化时代晚明的机遇，是那样一种振奋人心的新道路。中国的海商群体从来没有发展到如此强大，能够达到几乎自立的程度。台湾在郑氏家族崛起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也正是因为郑芝龙、颜思齐与台湾的血缘联系，使得郑成功收复台湾显得更加有理和可行，而成就台湾在东亚乃至太平洋贸易中地位的则是整个17世纪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方强国彼此的力量对比和纠缠，也与琉球的地位衰落有关。台湾开始日益成为联系中国东南部商品与日本、朝鲜、琉球、马六甲、澳门、爪哇、印度乃至美洲墨西哥等地的中转站。可以说今天台湾的发展规模成就与17世纪郑氏家族的经营密不可分。受益于这个全球化的贸易网络，海商占据了历史的高点并成功地在明清易代之际取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和发展的变数。郑成功似乎在这个道路上踟蹰过，他扮演了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国姓爷，是南明的将军支柱，但另一方面他也是郑氏家族的族长，是海商群体的代言人需要为这个群体的利益谋取最大化。所以郑成功的平生作为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到了他的儿子郑经的时代更是有了自立的想法，效仿朝鲜实质上无异于自立。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和海商的成功崛起是那个时代的新的路径的话，那么市镇的蓬勃发展则可以说是从晚明以来一直延续至今，影响到当代经济地理分布的重大事件。正是在15世纪中期粮食主产区的位子从原来的苏州湖州地区转移到了长江中游的湖广地区，出现了新的“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这些变化自然是与江南的重新定位和手工业的快速发展有关，从宋末元初开始江浙地区的海洋经济和对外贸易就迅速发展，形成了大量的市镇，这些市镇是明代市镇地区前身基础。如当时吴兴地区的乌墩镇（今乌镇）、施渚镇、梅溪镇、四安镇、新市镇、和平镇等。在南宋时代秀州（嘉兴府）已经涌现了39个市镇，邻近的临安府有36个，吴兴（湖州府）35个。邻近的松江、苏州也出现了数十个不等的市镇，商品市场十分繁荣。到了明代中期这些地区的土地大多用来种植外销的经济作物，如种植桑麻、棉花等。不种水稻之后，乡村工业化在某种程度确实在展开，这一点李伯重先生也有所提及论述。飞速发展的市镇经济促进了市镇本省的繁荣和规模扩大，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也促进了文化需求的勃发，这也是明代中后期文学小说空前发展的诱因。而且不同手工业加工的分类合作促使专门化市镇的兴起出现，如渔业市镇、榨油业市镇、造船业市镇、纺织业市镇、茶叶市镇、瓷器市镇等等。奢侈之风也随之兴起，进一步推动服务业兴起和人观念的转变。

这些变化也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就是自由思想言论与结社的大发展。复社、东林党的大发展就沐浴在此种空气氛围下，并影响遍及全国。西学的引入也荟萃于次，开明的士大夫开始放眼看世界，引入西方的地理、几何、水利、物理等具体的只是理论。这一切也只有放在晚明东南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的角度看方能更好理解。

历史永远是不能假设的，满洲八旗的铁蹄蹂躏了江南也荡涤了新思想的火种。江南的经济可以恢复，奢靡的风气也可以再起，但再也恢复不了东林党、复社这些风气，也无法激荡阳明心学的经世致用，关心时事，于是在清代的大多数时间，江浙地区流行的是大考据学家，是饾饤考证，是不问时事，直到清末变革。可见学术风气、文化氛围的变化对于一个地区、一个群体都是至关重要的，脱离了实际的研究，埋头书斋与旧籍最终却不能解民倒悬，令人扼腕。

新的道路和可能性未必就是指向资本主义的，但开放的眼光和多元的思想文化的确是晚明最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些也是最令人惋惜之处，因为这些不同或许正指向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