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树凯

从国家作用看经济发展，是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话题，更是海外中国研究的大热点。纵览二十余年之重要成果，前有戴慕珍（Jean C.Oi）《中国农村起飞》（Rural China Take Off,1999），后有洪源远（Yuen Yuen Ang）《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2016）。戴慕珍先后任教于哈佛和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培养博士若干，洪源远出其门下。透过这种学术师承和研究推进，可以看到新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理解中国奇迹的不懈努力。

《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面世颇得好评，获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二○一七年度最佳图书奖、二○一七年度卡赞斯坦图书奖、二○一八年度美国社会学协会泽利尔经济社会学最佳图书奖。泽利尔评选委员会指出：“本书打破了社会及经济发展研究和实践的常规思维，会对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詹姆斯·马奥尼（JamesMahoney）认为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来说都是一部必读之作”。这本书不是孤立地研究中国，如作者所说：本书讲的是人类发展的故事，以中国的历程为启示。讲中国故事，意在发展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

所谓“贫困陷阱”，该书定义为“贫困和脆弱的治理制度互相恶化的结果”。穷国所以穷，是因为制度弱，而制度弱则源于穷，两者互相催化。本书对“善治”理论提出诘问：“现在向发展中国家费心兜售的善治制度真的可以启动市场吗？还是说增长使善治成为可能，又或是历史宿命论？”善治理论主张有了好制度才能发展，问题在于，弱制度与穷经济并肩而立，发展何以实现？该书提出国家与市场的“共演”（coevolutionaryprocess）理论，认为“发展是一个共演过程”，方略是“有什么用什么”。

一、何以发展？—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新理论

作者毫不掩饰其理论雄心且充满豪情：“我进一步论证了发展是一个共演过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如此；不仅在当代，而且在其他历史时期也如此。”

依托中国经验，该书直接挑战既有的经典经济学理论和国家建设理论。展开理论批判的起点，是把市场化过程区分为“建立市场”和“维护市场”两个过程。经典理论强调实现经济发展需要有私有产权保护、职业官僚制、法治等制度条件；洪源远认为，这些制度条件对于维护业已建立的市场来说不可或缺，但问题在于，在市场几乎不存在的地方，要从无到有地建立市场，则需要完全不同的制度和策略。建立、培育这种制度和策略的过程，就是国家和市场的“共演”过程。所以，需要一种理论来说明早期和后期的经济增长阶段需要不同的制度。该书批评的矛头直指经典理论大师，“主流政治经济学者如诺斯（Douglass North）、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曾指出，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制约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使其不会掠夺民众的私有财产。他们用一六八八年英国光荣革命的例子，说明一旦通过建立议会制度和独立司法制度，对君主国的权力加以限制，债券和股票市场就得到了蓬勃发展，而英国也一跃步入现代繁荣”。洪源远认为，英国一六八八年的情景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因为十七世纪以前英国不是完全不存在市场的。中国改革开始时，市场及相关制度几乎不存在，在这种情境下，尽管保障私有产权非常重要，但可能并非最紧迫的问题。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新兴市场获得的收益可能是惊人的，产权缺乏保障可能是值得做出的冒险或最初投资。此外，也可能会有非正式方式替代正式产权保护，如企业主有特殊社会关系的支持。比产权保障更重要的是“照顾好基本需求”，如有没有修路，有没有通电，有没有银行。在缺乏产权保障的情况下建立工厂虽然困难，但却并非不可能，而如果没有修路、通电，甚至没有存储资金的金融机构，则不可能建立工厂。

洪源远强调中国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模式。“为了适应不那么亲商的环境，更有效的产权保护手段就是同官员个人建立私人关系，他们会帮助投资者调解纠纷，疏通复杂的规章制度，获得必要的批准，并避免苛捐杂税。”官员和投资者之间的庇护关系代替了正式的产权保护。与投资者建立关系的官员级别越高，影响力越大，投资者获得的保护就越强。实际上，这种特殊政商关系在十来年前蔡欣怡（KelleeS.Tsai）的研究中已有深刻揭示，洪源远进一步将这种政商关系模式纳入“共演”理论框架。

国家与市场如何共同演进？作者选取了两个经济水平不同的县作为案例，归结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利用弱制度去建立市场”。原有人情关系网络在农村社会具有深厚基础，同正规组织运行融合，形成了“一窝蜂”招商引资模式，官僚体系和企业的私人关系替代了正式产权保护。第二步，“新兴市场激发强制度”。不断增长但难免混乱的市场出现后，与企业家对行政改进的需求一起，推动政府从追求增长数量转变为追求增长质量，形成了新的官僚制和经济政策，由此实现新的发展。第三步，“强制度维护市场”。职业官僚特征由此出现，既为市场提供了可预期基础，也为一些有关系、有权势的企业家创造了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