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中，我们借助《夜邮》分析了格里尔逊纪录电影运动的主要艺术特征，看到了他和教育电影思想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在本节中，我们将进一步地探讨纪录电影和公共事务之间的关联。

格里尔逊的上述艺术特征和他对于电影社会功能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在纪录电影运动时期，格里尔逊一直将影像看作一种治理工具，用来应对实际的社会问题，他将视听语言视作一种强大的、具有影响力的传播媒介，尤其重视它对于个体带来的心理影响。要理解格里尔逊所领导的纪录电影运动的社会属性，我们仍然需要回到他在美国所接受的社会学的教育，尤其是1920年代社会科学本身的剧烈变化趋势。

随着现代化进一步的发展，面对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整个1920年代到1930年代，民意调查机构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都致力于发展出一套科学抽样的技术，希望通过对小单元的理解和研究，来获得我们对于整体社会事物的理解和观点。同时，在不同的媒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美学的出现，例如对于社会事务的新闻报道，在当时就逐渐发展出了类似于案例分析、参与式观察和报告人叙事等描写方式。

格里尔逊的纪录电影学派与人类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有密切的相似性，这主要体现在纪录片同样希望通过对于典型案例的描述，来达到对于整体社会的抽象把握。它的基本逻辑和社会科学中所致力发展出来的抽样技术是密切相关的，都希望把个体的日常生活放在整个的社会语境和结构中进行呈现和理解。比如后来人类学家格里姆肖（Anna Grimshaw）就讨论了格里尔逊和拉德克里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之间的关联，而纪录片研究者温斯顿（Brian Winston）将这种相似性同样归结为纪录片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夜邮》

20世纪30年代，正是格里尔逊全力推动英国纪录片运动的时期。在社会科学的上述转变的背景下，格里尔逊也明确表达了纪录片的创作思路。他说：“一次捕鱼就是鲱鱼业, 一列火车就是夜间邮政系统。” (指格里尔逊团队创作的两部纪录片作品《漂网渔船》和《夜邮》) 温斯顿因此总结道，在格里尔逊的纪录片创作中隐含的“或然性”概念，使得对某一事件或者某个人的特定描述可以被扩展成为对这一事件所属总体的一种说明。因此纪录片对于个人生活的描述就具备了社会学的意义，成为纪录片“真实性”的关键。

格里尔逊选择服务于各类政府机构，也是纪录电影运动与公共事务之间密切关联的一个表现。回到英国之后，格里尔逊先后在帝国行销委员会和邮政总局工作，其中在邮政总局工作期间，他所领导的年轻化的纪录片创作队伍比较高产。很多影片最开始主要发行到学校和教育系统，而当采取了更多的戏剧化和诗性手段之后，格里尔逊所领导的纪录片创作者们获得了更多的更为广泛的影院发行的机会。比如《夜邮》就曾经在商业院线上广为发行。纪录片作为公共关系部门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和其他的宣传项目一道，帮助邮政总局建构了关于民族身份、皇家机构和技术发展的神话，从而促进了机构形象的建设和公共关系事务的早期发展。而且在更深层次上这种机构形象的建设，实际上也在处理当时英国社会关于社会冲突和国家退化的焦虑。它把人们在社会中所产生的各种各样具体的疑虑放在了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下进行考量，并且用充满诗意和情感的影像表达出来。

同一时期，作为公共事务的电影创作在美国也得到了充分的实践，这尤其体现在大萧条时期，为了支持罗斯福新政而拍摄的纪录片上。例如纪录片《开垦平原的犁》（The Plow That Broke the Plains，1936）的创作者就认为，相比于对公众宣传政府的行动，电影的主要目标是教育，是针对分布更广泛的职员和移民们的教育，它会帮助人们用视觉的方式更加直观地去理解和面对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对于这部纪录片来讲，它所展示的就是美国土壤流失所带来的生产和社会性的问题。

▲《开垦平原的犁》剧照

和英国的邮政总局类似，《开垦平原的犁》也是在罗斯福政府机构的主导下创作出来的。1935年4月到1936年12月，罗斯福的政府设立了移民部，主要展开针对偏远贫困城乡家庭的移民工作和重新安置工作，后来这个部门被并入了农业安全管理署。值得注意的是，在移民部的时期，这个政府机构就开始资助纪实摄影项目和纪录电影项目，摄影项目记录了大萧条之下的贫困，而电影项目则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先后拍摄了《开垦平原的犁》和《大河》（The River，1938）这两部著名的纪录电影。其中，前者在白宫为罗斯福举行了点映，获得了总统的好评，因此总统在连任之后又继续支持导演帕尔·劳伦斯（Pare Lorentz）拍摄了第二部纪录片《大河》。《大河》很好地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的经济管理事务和美国针对大萧条的一系列政策，用纪录片的形式展现给了世人。这部纪录片甚至获得了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其解说词所编成的书籍也获得了当年普利策奖的提名。这是纪录电影运动比较辉煌的一个时刻。

▲《大河》剧照

实际上，格里尔逊和其他创作者们所拍摄的针对社会问题的影片，也得到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从正面来看，格里尔逊唤起了社会中大多数个体对于社会问题的热情，尤其是世界的工人、农民们潜在的一些革命热情和改变自身命运的举动。因此他的纪录片也帮助加强了国家制度的自我完善，促进国家政府对社会问题的积极干预，使棘手的社会矛盾得到缓解。但是从反方面来看，也有一些人用“牺牲品”和“代言人”来批评格里尔逊对他的拍摄对象的展现。因为在格里尔逊的很多影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所谓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只是一群没有姓名的群像，他并没有深入到这些人的内心深处和精神世界，对他们进行人文性的关怀。他所主导的纪录片《住房问题》（Housing Problems，1935），甚至被称为是“一次政治性的慈善活动”。

好的，有关格里尔逊的纪录电影运动与当时的公共管理和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本节中涉及的内容和图片可以在我们的文稿中看到。下一节，我们将看一看纪录电影是如何在战争时期从事宣传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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