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文飞。欢迎和我一起重返文学的正典时代！今天，请允许我来和大家谈一谈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生活和创作。我打算从这样五个方面来谈：一是契诃夫的生平，二是契诃夫的梅利霍沃庄园，三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四是契诃夫的戏剧，最后，谈一谈契诃夫创作的现代性。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契诃夫的生平。与大多为贵族出身的19世纪俄国大作家相比，契诃夫的出身是比较寒酸的，他1860年初出生在俄国南部亚速海边的一座港口城市塔甘罗格，父亲是一家杂货铺的老板。我有一次从乌克兰的基辅乘火车返回莫斯科，列车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停靠在塔甘罗格，我下车来到站台上，只见朦胧的晨雾笼罩四周，透过薄雾可以看到山坡下凌乱的建筑，隐隐地有一股鱼腥味飘过来，这种破败、忧郁的场景似乎与契诃夫出生的时代差别不大，或者说，这样的场景就是我们印象中典型的“契诃夫氛围”。

契诃夫从小就是个孝子，后来一生都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帮父亲站柜台卖东西，因为个子太矮，常常要站在一个小板凳上，才能与顾客进行交易。后来，他的父亲生意破产，为了躲债逃往莫斯科，还在上中学的契诃夫独自一人留在塔甘罗格，寄人篱下，实际上是父亲留给债主的“变相人质”，但是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这位中学生忍辱负重，自食其力，给人当家教，甚至还寄钱给在莫斯科的家人。三年之后，契诃夫中学毕业，考上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从此离开了故乡。

▲青年契诃夫

1889年，已经成为一位著名作家的契诃夫在给朋友苏沃林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贵族作家们天生免费得到的东西，平民知识分子们却要以青春为代价去购买。您写一个短篇小说吧，讲一位青年，一个农奴的后代，他当过小店员和唱诗班歌手，上过中学和大学，受的教育是要尊重长官，要亲吻神父的手，要崇拜他人的思想，为每一片面包道谢，他经常挨打，外出做家教时连双套鞋也没有……您写吧，写这个青年怎样从自己身上一点一滴地挤走奴性，怎样在一个美妙的早晨一觉醒来时感到，他的血管里流动的已不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契诃夫建议苏沃林描写的这个“青年”，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契诃夫自己。艰难的成长环境往往会使人愤世嫉俗，敌视一切存在，但有的时候却相反，会使人养成低调、内敛和宽容的生活风格。在契诃夫身上发生的，当然是后一种情况。

1880年，还是莫斯科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契诃夫就开始在一些讽刺杂志上发表幽默小品文，他的第一个短篇故事的题目，就是《一位顿河地主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由于这些作品都是搞笑故事，契诃夫在发表它们的时候常常使用各种笔名，他用的最多的署名是“契洪特”，这是契诃夫在上中学的时候他的老师给他起的外号，很有幽默感的契诃夫把它拿来用作笔名，后来，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也就被研究者们称为“契洪特时期”。契诃夫当年写作这些幽默故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赚稿费，补贴家用，据说他用第一笔稿费给过生日的妈妈买了一块大蛋糕。这个时期，契诃夫的创作力十分旺盛，据统计，他在1883年一年之内就发表了120篇短篇故事，平均三天写成一篇。契诃夫的早期短篇大多是一些幽默故事，但其中也不乏后来流传于世的名作，比如《变色龙》《万卡》等。在契诃夫1884年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出版了一部短篇故事集。

▲《变色龙》上海译文出版社

1886年，当时俄国文坛的重要作家之一格里戈罗维奇在读到契诃夫的小说后，给契诃夫写了一封信，在肯定契诃夫的天赋和才华的同时，他也对契诃夫过于热衷搞笑、写作过于匆忙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建议契诃夫转向“严肃的写作”。契诃夫读了信之后很受触动，之后的创作也的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虽然还在继续写作短篇故事，继续幽默的调性，但主题更为严肃了，手法也更加精致了，他在数年时间里写出了许多俄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短篇小说，比如《苦恼》和《草原》等，他相继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杂色故事》和《在昏暗中》引起轰动，契诃夫从此享誉文坛，被公认为19世纪末最杰出的俄国作家之一，地位似乎仅次于如日中天的托尔斯泰。1888年，他获得了俄国科学院的普希金奖。

1890年4月至12月，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契诃夫完成了一次惊人的壮举，他长途跋涉，历经艰险，前往俄国最东端的萨哈林岛，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称的库页岛，这座岛屿当时是沙皇政府流放苦役犯的地方。契诃夫选中萨哈林岛作为旅行目的地，主要是冲着那儿的苦役犯们去的，在当时的俄国，与苦役犯、流放犯的待遇和命运密切相关的公正、公平、人道等问题，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契诃夫，自然也会把真实揭示萨哈林岛苦役犯的生活实况视为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应该到萨哈林岛这样的地方去朝圣，就像穆斯林前往麦加。”这句话道出了契诃夫的一个心理动机，也就是说，他前往萨哈林岛就是去朝觐苦难，同时也是检阅自己，检阅自己对苦难的承受能力，检阅自己的意志和良心。契诃夫在岛上逗留了三个月，他挨家挨户访问当地住户，探访犯人，留下了近万张田野考察卡片。

契诃夫萨哈林岛之行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他留下的两本书《寄自西伯利亚》和《萨哈林岛旅行记》。《寄自西伯利亚》是他应约为《新时代报》撰写的系列旅行随笔，契诃夫在这些随笔中记叙西伯利亚的风土人情和旅途中的趣闻逸事；《萨哈林岛游记》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各界人士就此展开相关讨论，最终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俄国的多项司法改革，比如1893年禁止对妇女进行体罚，修订与流放犯婚姻相关的法律，1899年取缔终身流放和终身苦役等等。契诃夫的萨哈林岛之行以及他留下的这两部著作，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壮举。值得一提的是，契诃夫在前往萨哈林岛途中，曾经航行在黑龙江上，遇到过一些中国人，他还在船上与一位中国人同住一间舱室，契诃夫在给家人的信中详细描写了这个中国人的言谈举止，还请那位中国人在他给家人的信中写了一行汉字。他在一封发自西伯利亚城市伊尔库茨克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看到了中国人，他们善良而又聪明。”从萨哈林岛乘船返回莫斯科的途中，他还到过香港。就这样，契诃夫的足迹两次印在中国的土地上，这在19世纪的俄国大作家中是十分罕见的。

▲契诃夫

契诃夫长期身患肺结核，不适合住在寒冷潮湿的莫斯科，因此他就在位于黑海岸边的南方城市雅尔塔郊外买了一块地，建起一幢小楼，称为“白色别墅”。1899年9月，他和他的母亲、妹妹一起住进了这一处新居。契诃夫在雅尔塔的白色别墅居住了四年多，这是契诃夫一生中的最后四年，也是他创作上的总结期。他在这里写下十几篇小说，其中包括《宝贝儿》《带小狗的女人》《在峡谷里》等等，还写下两部剧作，也就是《三姐妹》和《樱桃园》，这都是他最为成熟的作品，他还在这里编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全集。居住在雅尔塔的契诃夫已经是俄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白色别墅因此也成为当时俄国文化生活的中心之一，这里宾客盈门，高朋满座，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就曾经一同来这里探望契诃夫。

1904年6月，契诃夫病情恶化，医生建议他出国疗养，契诃夫与医生和家人商量后选中了德国西南部的小镇巴登韦勒。1904年6月3日，契诃夫和妻子离开莫斯科，他对前来送行的人说：“我是去死的。”契诃夫夫妇在巴登韦勒的一家疗养院住下，但是契诃夫的病情未见好转。7月1日夜里，契诃夫醒了过来，据一直陪伴在旁边的契诃夫的妻子后来回忆，“他平生第一次让人去叫医生过来”，并主动提出想喝点香槟酒，他从床上坐起身，大声地用德语对赶到床边的医生说了一句话话，然后又用俄语向妻子重复了这句话，意识就是：“我要死了。”之后，他端起酒杯，面对妻子微笑了一下，说道：“我很久没喝香槟了……”他平静地喝干香槟，轻轻地躺下，向左侧躺着，很快就永久地睡去了，用他妻子的话说就是，“他像婴儿一样睡去了”。契诃夫说过：“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无论面孔，还是衣裳、心灵或思想。”他的一切也的确都是美的，甚至包括他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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