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与尸体对话

“那里有一具尸体在等着我。我感到骄傲，没有一丝紧张。”

译者发声 | 《非自然死亡》译者李立丰解读

“从我知道它存在的那一刻起就让我着迷的行业”，英国著名法医病理学家理查德·谢泼德这样回忆起他的职业生涯。执业四十多年来，他亲历9·11、巴厘岛爆炸案、伦敦七七爆炸案，到亨格福德连环杀人案、戴安娜王妃车祸案等国际要案，检验超过两万三千具尸体，他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这个人是如何死亡的？

他还清晰地记得，初入职场打开一具尸体时的激动心情，那是一种对身体的迷醉与惊叹——“那天，我彻底感受到人体机能的伟大。恐惧渐渐消逝不见，我变得愈发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即便如此，我依然有闲暇体味身体的奇妙：复杂的系统，绚烂的颜色，以及那种美感。血液，不仅仅是红色，而是呈现出鲜红的颜色。胆囊也不仅仅是绿色，而是呈现出丛林般的叶绿色。大脑，则呈现出灰白色——不是11月天空的苍白，而是飞鱼般的银白色。”

作为法医病理学家，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出现了可疑的死亡事件，他都必须到场，这意味着他可以出现在真正的谋杀现场。他的职责是奔赴现场，对尸体进行彻底的医学分析，运用高超的技巧，逐层揭露，探查器官，帮助警探重建凶案现场，重建每个死者的死亡过程。“重建”的过程至关重要，不仅对于每一位亲历者，乃至对于更广大的社会来说，都是如此。生而为人，我们渴望了解，了解具体的死因，了解死亡本身。概言之，病理学是通过分析特定疾病的微观细节来了解这种疾病的科学：找到致病原因，探求致病机理，掌握发病过程。

《非自然死亡》一书是查德·谢泼德亲述的与尸体打交道的故事。他的工作不仅让尸体“说”出真相，还赢得了警察的赞许——“这些年你做了大多数人想都不敢想的工作。你仍然对此深深着迷，我通过观察你的工作就能发现这点。有个白痴死了，可能是因为在撒尿时摔倒了。那位女士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无论如何都快死了。你仍然关心他们。不管怎样，你真的在乎要对他们公平。”

喜剧演员：幽默即事业

“就是这里！这就是我应当待的地方！”

当查理·卓别林记得他第一次走在美国纽约的百老汇大街上，是在一个晴暖宜人的晚秋。那里有千百万盏电灯亮着，五光十色，像是鲜丽的珠宝。在那温暖的黑夜里，他认识到美国的意义了：摩天大楼、绚烂悦目的灯光、争强斗胜的广告，燃起了他的希望，激发了他的斗志。“就是这里！”他对自己说，“这就是我应当待的地方！”

这位无声电影时代里的巨星年逾古稀、告别银幕后，在他的自传《卓别林自传》里回顾自己一生。从伦敦南区的贫困童年，到好莱坞的财富和名望之巅，从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到联美电影公司的创立，再到回归欧洲的“反向移民”，卓别林始终敢于标新立异。这部自传展示了卓别林全部的魅力、勇气、追求和信念：他如何发现和完善自己的天赋，他此后的电影生涯如何展开，以及他如何获得了全球声誉，同时重现了电影和戏剧史上的真实细节和关键轨迹。

1915年起，他大放异彩，将喜剧、欢笑和轻松带给了满目疮痍的战后世界。后来的二十五年里，世人经历了大萧条和希特勒的上台，卓别林始终坚守岗位……从未有人在人们如此需要的时刻，给如此广泛的人群带来娱乐、愉悦和宽慰。对于幽默，他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幽默，就是在貌似正常的行为中觉察出的细微差别。换句话说，通过幽默，我们在貌似正常的现象中看出了不正常的现象，在貌似重要的事物中看出了不重要的事物。幽默还增强了我们生存的意义，保持了我们头脑的清醒。由于幽默，我们在变幻无常的人生中可以较少受到打击。幽默促进了我们的调和意识，同时让我们看到，那些夸大了事态严重性的话中隐含荒谬可笑的成分。”

对于“幽默”的解读，他还在书中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一次举行葬礼的时候，一些亲友神情严肃地聚集在死者遗体周围。就在要举行仪式的当口，一个迟到的人赶了进来，他匆忙地踮着脚走近他的座位，没看见一位吊唁者把一顶大礼帽放在那个座位上，慌忙中一个不留心坐在了帽子上，然后，他装出一副严肃的神情，默然表示歉意，把那顶压扁了的帽子递还给它的主人，主人接过帽子，默然表示懊恼，继续去听祈祷。于是，那片刻的庄严就显得滑稽可笑了。

编剧：当灵感降临

“在我填满这些白纸之前，没有电影二字可言。”

电影制作就像一场接力赛。长长的赛程，两到三年。这场比赛的发起人通常是制片人，他获得了投资，然后由他来聘请编剧。比赛就这样开始了。当一位编剧被制片人雇用的时候，他从第一次阅读项目材料到交第一稿，大概需要六个月这样的时间长度。在这期间，编剧有时会听到或看到一些事情，并有意识地思考，“我应该把这一点记下来，可能会在某个时候派上用场”。然后下一秒它就消失了，眼睛盯着白纸，思考到底要怎么用文字填满它。

著名小说家、好莱坞最成功的电影编剧之一威廉·戈德曼 (William Goldman，1931–2018)， 1950年代以小说家的身份成名，1963年机缘巧合进入好莱坞写剧本，从在片场为人物润色台词开始，接连创作出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影史杰作，比如《傀儡凶手》荣获“推理界的奥斯卡”爱伦·坡奖、《虎豹小霸王》荣获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总统班底》荣获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等。1988年，获邀担任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2000年，荣获美国编剧工会终身成就奖。《编剧》一书是他对编剧生涯的一次回顾与分享、对电影行业的一次观察与总结。他梳理个人创作之路，真诚分享身为职业编剧的挣扎与收获，复盘对自己代表作的成败体会。

威廉·戈德曼在书中称，作为编剧，他们也不知道灵感什么时候会来。“我们不仅不知道灵感何时到来，而且不知道它来自哪儿。”编剧就像一块海绵，吸收着对任何其他人来说没有多大用处的东西。出租车司机的一句话可能会引爆一个灵感。一本书的书名看了一千遍，可能突然就有了有用的价值。灵感可以来自四面八方，所以他们必须保持警惕，因为他们需要所有潜在的灵感源。

他回忆道，在不写作的几个月里，会尽可能多地做研究，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原始材料，关注非常细节的内容；他们也会去采访一些人，并记下希望能有所帮助的东西；他们还会阅读和重读其他有着相同或相似主题的材料。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真正下笔写作的那一刻准备的。

“我尽可能多地从材料中获得内容、充实自己。直到手痒难耐的时候，我便试着去写。如果N周后写作进展顺利的话，一份初稿就此诞生。然后我把它油印出来，拿回家，端详着这份几个月来的成果。此时，我对这部电影的了解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多。……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写出一部五百页的剧本。我本人就是一部站立着的电影剧本。”

考古学家：往远古进发

“考古发掘很有趣，就像在新英格兰近海海钓。你永远不知道你钓上来的是一条鳕鱼还是一条杜父鱼，更多时候则一无所获。也会有大比目鱼上钩，但可要费一番功夫和力气。”

——阿尔弗雷德·基德尔，《在危地马拉卡密纳尔胡尤的发掘》，1946年

考古学家是重新发现失落的古代文明和远古文化的一群人。他们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也呼应了世界历史的一些重要时刻：科学兴起、进化论被广泛接受；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与去殖民化运动；女性的觉醒与女性主义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考古学家的伟大也许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会被彰显，比如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在19世纪40年代重新发现了丛林中沉睡达千年之久的玛雅古城，并预见到那些被发现于石碑上的象形文字会揭示其各王朝的历史。只不过他的洞见直到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才被证明。如今，这座宏伟的玛雅城市已成为游览胜地，其壮观的庙宇和广场上的雨林早已被清理一空。

20世纪20年代起便开始在今坦桑尼亚境内的奥杜威峡谷从事考古工作，更坚信会在这里找到最古老的人类祖先化石。但这对夫妇直到1959年才取得了首个具有决定性的化石发现。玛丽·利基在丈夫去世后在坦桑尼亚的利托里继续从事考古发掘工作，并发现了360万年前一个古人类所留下的脚印。这些遗留在火山爆发所形成的山灰中的脚印得以保存至今。

《伟大的考古学家》一书收录了70位对考古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考古学家的小传，勾勒出考古学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发展轨迹，呈现出这些考古学先驱的坚守与执着，睿智与远见，困惑与不甘。

延伸阅读

伟大的人总有一些共性和特质，不论他们存在于哪个时代、哪座城市，拥有怎样的职业和人生。如果你希望知道那些我们应该毕生追逐的偶像都有谁，一起进入延伸阅读中聆听更多好书解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