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黄宇 摄）

三联生活周刊：你1958年出生，在台湾大学就读，然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后又回到史语所工作至今。像你这样一位在台湾成长起来的学者，了解陈寅恪先生是怎样的过程？

王汎森：因为台湾1949年后对很多信息进行限制，我们对留在大陆的早一辈学人知道得很少——举个例子，我都进入史语所工作了，还不知道夏鼐以前是史语所的人。80年代我去史语所时，能谈陈寅恪先生的老先生们都已经太老了。偶然机会我认识了陈先生的妹夫俞大维先生，谈了一些陈先生的事。我也曾经建议俞大维先生写一个比较详细的陈寅恪传，但是他并没有什么表示。

我们最先接触的陈先生著作，是从中亚史这个部分开始的，深深地为他这方面的研究所震惊。不只因为他掌握那些语言和史料，更因为每篇文章虽然不长但都有一个论点在，你不一定都同意，可是能体会到每个论点经过很多周密的思考，融合了有创意的想法。我在学生时代还受他的影响乱学过梵文及西夏文，不过一无所成，因为梵文非常难。此外，当然就是研读他中古史方面的许多研究，其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本书是考研究所必读的，能感受到他的史观已经跟早期有所不同。

三联生活周刊：历史学家曾把陈寅恪一生的历史研究分作三个阶段：“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心史”，前两期也就是你提到的中亚史和隋唐史研究，学术界一贯高度评价。对陈寅恪晚年的工作，即“心史”阶段则众说纷纭，人们对他生命中最后的也是耗时最长（10年）、篇幅最大（80余万字）的著作《柳如是别传》存在着两极分化的评论，或者认为费如此笔墨为一位“明末妓女”立传很不值得，或者认为这是寄托陈先生一生抱负的奇书，你对这部书的最初印象是怎样的？

王汎森：《论再生缘》跟《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1949年以后的作品，代表他的第三期。我记得35年前去史语所报到第一天，手里拿着的正是《论再生缘》，里面提到一个问题我想所里的“明清档案”或许能解决，于是去问负责“明清档案”的同事，这是我第一次想要去穷究其中的问题，印象很深。《柳如是别传》当时读的是台湾一家出版社翻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但这本书实在太大，通读很不容易。开篇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陈寅恪先生从一颗红豆引出整部书的缘起，非常浪漫。陈寅恪从对钱牧斋的一首诗开始写起，我读了印象非常深刻，大约30多年前还用毛笔写下来送给一个朋友：“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现在这幅字还挂在朋友家的客厅。

在史语所时，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曾几次来说过，以陈寅恪先生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聪明，花10年做这样一本书，是极大的浪费。何先生心目中所想的陈寅恪是应该要讲“大问题”的。但我觉得不尽然。这本书展现了晚明到清初整个时代文人世界的图景，更重要的是对他的史学方法做了非常高明的演绎。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陈寅恪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我赞成“心史”的提法——这也是陈寅恪自己的概括，典出郑所南《心史》。据一些材料来看，陈寅恪当时在中山大学也跟学生们很明确地讲，他是在实验一种新的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