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想成为《三联生活周刊》的摄影记者绝非易事。至今我都清晰记得首次刊发在周刊上的那篇稿件——《安金磊：最不像农民的地道农民》。当时，文字记者已先行采访，摄影记者跟进时，距离发稿仅有两天的时间，临危受命，难度不言而喻。由于分工不同，文字记者没有为拍摄提供更多有效的视觉信息，对于拍摄的最终效果也无法预判。对于想来三联工作的我来说，匆忙上阵，容易发挥不好，且拉了稿件的后腿；如果找借口不拍，又无法对同事、领导交代。对于尚年轻的我来说，憋着一口不服输的劲儿，在前往衡水的绿皮火车上就开始做功课，想象着各种拍摄的环境与人物组合的可能性，几经转乘到达安金磊家的时候早已没了天光。朴实的他得知我专程再来拍摄，用粗糙手指不断地捋头发，喃喃自语道：“这又何必呢！”通过我们短暂的接触，了解到他毕业于河北衡水农校，一家三口，孩子在县城读书，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并且他是一位环保主义者。当我了解到这些消息后心中不再忐忑，无论拍摄环境还是人物肖像都有了基本框架。那天晚上，他把媳妇从娘家唤回来为我做了晚饭。两口子言语很少，安金磊披着棉袄搓着被冻皴了的手不紧不慢地回答着我的问题，交谈中我们建立起更多的信任，并且那一晚还留宿在他家。农村的房子保暖性一般，安金磊特意为我准备了两床被子。第二天早饭后，发现他用馒头把盛菜的盘子擦干净再吃掉。起初我以为仅仅是怕浪费食物，后来得知，他这样做是为了尽量减少使用洗涤剂。饭后，他扛着锄头去田里收萝卜，这一切我没有半点儿干涉，只是端着相机选择合适角度与瞬间不停地记录着。最后，农民安金磊和他的妻子还有家里的中华田园犬以一组黑白照片形式，朴实、自然的状态刊登上了《三联生活周刊》。后来得知，这篇稿件的文图以原计划两倍的篇幅刊发，我也顺利地成为周刊的第三位摄影记者。

那些年，我在周刊参与拍摄的选题大多是社会新闻，全国各地出差也成了常态化。记得出差最久的一次长达23天，连续拍摄了3个选题，与不同的文字记者在全国各地合作。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太拼太刺激了，但是这样的经历对业务能力的提升也是显著的。

报纸与杂志对摄影记者的要求差异很大。面对新闻事件，报纸追求“第一时间与第一现场”；杂志则会挖掘“事件第二落点”，为读者提供更能引人深思的视角。对于摄影记者来说，第一要务就是辅助文字的表达，且通过画面，呈现出更为直观的人物状态与事件真相。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有句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无论报纸还是杂志，对于新闻共同的要求是离真相近一些、更近一些，这也正是实地采访、拍摄的重要性。而在采访过程中，常常会遇到诸多不确定的事情，这也恰恰是记者职业的魅力所在，尤其是面对不同地域文化甚至不同语言的拍摄对象，通过深入接触并解决问题后总会产生更为丰富的拍摄思路。

最近拍摄了一组关于安宁医疗的照片，拍摄前期的准备与拍摄中的感受反差极大。起初我把安宁疗护的概念简单地想象成临终关怀，通过深入的采访和观察，看到患者能够让自己更有质量和尊严地与家人度过最后时光，使我认知生命又多了一重视角。拍摄期间遇到了一位60多岁即将临终的患者，他的心愿就是要与妻子再跳一支舞。近期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在医生和家属的协助下，愿望终于实现了。在“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短暂舞蹈中，病人焕发出的精神状态和妻子为之精心准备的红皮鞋让在场所有的医护人员和病友们感动不已。那一刻，生命之光照亮了一切……也永久地记录在我的相机里。隔日，这位患者便持续高烧、昏迷不醒，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留给亲人和朋友的，不是病榻上的奄奄一息，而是对于生活的热爱，是最后一支舞。

大家经常会讨论什么样的照片才算好片子，我一直认为，好照片应该是摄影师有感而拍的一瞬间。这“一瞬间”代表着摄影记者运用拍摄经验对事件或人物的主观感受，且还要给读者留有部分的解读空间。

如果仅从技术角度评判一张照片，无非是画面内的构图、瞬间、色彩、影调是否能够合理运用。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的拍照功能愈发强大，似乎人人皆可拍摄，摄影记者的专业性也遇到更大的挑战。

我至今仍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新华社特稿部的曾璜老师跟我们讲：“报纸如果使用因拍摄失误导致画面模糊的照片，如同文字编辑允许病句存在刊物上。”如今看来，这样的要求似乎很基础。手机的防抖功能尚不会导致画面模糊，况且专业的摄影记者，但我们不一样的是，在采访过程中，拍摄往往会面临时间的限制、复杂的地理和光线环境，复杂的人物关系和转瞬即逝的情绪、状态。

因为记者独特的工作性质，我们会常常在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出差，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有新鲜有趣，也有危险刺激，陌生的环境和人会带来创作的兴奋，也会使照片很出彩。但也有很多情况，我们面对的也是日常的人和事，普通如你我的采访对象，如何通过照片体现人物的特性，便成为我们很大的挑战。这些，必须通过专业的技术和经验来解决。

在摄影记者之间，很少谈论摄影器材与拍摄技巧，因为我们知道，好的作品，核心不仅仅是技术和设备，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不是年龄、学历、出身这些“要素”就能够简单概括的，构成我们人生大部分意义的，是那些无法用技术指标来衡量的经历、认知、视野、审美、感受力。

在周刊的15年，我遇到了至少几十位值得尊敬的同事和领导；这些年的工作中，也遇到了成百上千的采访对象；这十几年，我们也拥有了不止一代的读者。无论身处哪一个城市、哪一种环境，我们都共同参与并见证了一个大时代行进的过程，何其有幸，因为这份职业，我能用自己的相机，去记录下其中一个个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