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前的宁静

1929年元旦北平发行的《新晨报》上，有名为“北平之今昔”的一幅漫画。画中是一位衣衫褴褛、满面褶皱的老妇，面对镜中自己曾经面目光鲜、体态丰盈的形象。旁边是一句题词：不堪对镜问昨年。

这正是对于北京失去首都光环之后，情状惨淡的形象比拟。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在1928年胜利进入北京，随即国民政府内部便展开了未来定都何处的讨论。坚持建都南京者和主张留都北京者各抒己见。南方观点认为，南京是孙中山遗训中的指定首都。并且，北京既有着清政府封建统治的遗毒，又充斥着北洋政府的官僚做派，已经无法彰显革命的朝气。而最关键的，蒋介石的势力基础在南方。南方派于是占了上风。1928年6月28日，南京政府把首都北京改成了北平特别市，1931年再改为北平市。北京，便由此开始了“故都”北平的另一篇章。

按照《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一书作者许慧琦的记录，国都南迁之后，新成立的北平市政府处于中央机关仓促撤离、首任市长阵前易人、新单位匆忙成立、行政资源与财政收入都大不如前的狼狈状态中。被严重挫伤的是北平的经济——北京是政治型的消费城市，清代以来的皇族、旗人和官员不断刺激着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但随着首都地位的消失，国都阶段政商结合、奢侈风格的消费发生了转变。1929年，截至中秋时的统计，北平歇业商家数量已经有264家；以公务员及其眷属为服务对象的大型游艺场城南游艺园，已经准备暂停营业；整个城市消费能力萎缩。以人力车的营业为例，乘客减少，车夫倒是越来越多。

令经济雪上加霜的还有动荡的时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不仅东北灾民大量涌入北平，为城市经济带来压力，北平城内也人心惶惶，处于“商旅裹足，戒严频繁”的状态。1933年元旦，山海关陷落，日军发动了热河和察哈尔的战事，使得北平暴露在日军的直接威胁中。北平街头出现了军事武装准备，城门与各要冲都堆上了防御沙袋。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并进攻长城各口，北平开始实行戒严。5月之后，日军飞机在北平上空侦察并投递传单数次。一位名叫“老向”的文人在《危城琐记》中写道，“市民都有‘末日来临’之感”。南京中央在5月终于决定成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抵达北平，收拾战火，安抚人心，以表达中央要保全平津的决心。

1933年5月31日，中日代表签署《塘沽协定》。这份协定默许了伪满洲国的成立，认可了日军占领热河的合法性，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中国领土主权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这一纸协定也换来了北平城暂时的安宁。

北京文化史的研究者赵珩告诉本刊,相比1927年之前的军阀混战，北平城从1928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虽然一直处于日本侵略的阴影之下，但其实算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间段，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学者许慧琦又将这十年的经济与消费环境细化分为三个阶段：1928年到1930年属于高失业率和高物价并存的“停滞性通货膨胀”时期；1931年到1934年则是通货紧缩、供过于求、物价普遍低迷的形势。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同属于整体经济衰退，但对于消费者而言，是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因此像谭其骧这样在北平读书与教学的文化人会说，“作为一个中等偏高收入的市民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确实令人处处满意”；1935年到1937年，日本人在华北的走私活动日益猖獗，白银外流，物价上涨，又出现了类似第一个阶段的情况。如果说，北平沦陷前有十年的“黄金”时光，许慧琦描述，那么在30年代的前半期，便是其中的“菁华期”。

这段时间北平得到发展，还和1933年上台的市长袁良所颁布执行的一系列振兴计划有关。当北平成为“故都”之后，对外并不能吸引权贵阶层的攀附，内部也缺乏工商业生产可以发展，只有将自身悠久的传统文化遗产进行转化——包括名胜古迹、文物典籍和文化教育。于是从1928年起，从政界到普通知识分子提出“繁荣北平”的种种建议，就是围绕着如何发掘利用北平的历史文化资源，将北平建立成文化中心来展开。由于时局的不稳，实际在《塘沽协定》签署之后，新任北平市长袁良才有机会通过《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后改称《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北平市沟渠建设计划》、《北平市河道整理计划》等三项方案来落实执行。

此时在北平，经过了“九一八”事变的震动，可移动文物，诸如故宫里的珍宝、太庙和先农坛的乐器、北平图书馆的重要藏书已经完成了南运。于是北平最主要的财富就是古迹景点，作为可以观光旅游、繁荣经济的来源。《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中首先明确了北平游览区的范围：“凡由北平为出发点而到达之名胜古迹，皆应划入北平游览区之内。”并且，北平“宫殿之伟大庄严，园林之宏丽清幽，名山异泉，遍布西北，荒刹古庙，随处皆是”。中国若要建设国际著名观光城市，“非北平莫属”。因此，“举凡缺乏宣传，各名胜古迹保管权分散且未加修葺，交通不够发达未敷游客使用，观光旅馆或饭店不足，缺乏本国招待和导游向外国旅客介绍中国文化和北平之美，都是市政府重振旅游消费经济的改良重点”。

而这一系列市政建设计划又包含有其他目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季剑青告诉本刊，“文化城”概念的提出，也是在中日实力相差悬殊的局势下，寄希望于世界各国的干预和同情。“刘半农就设想过将北平设为中立区。如果不设防，在国际社会目光的注视下，北平作为古物荟萃之地，也许能够免去遭受炮火打击。”1935年北平政府编纂出版的一本《旧都文物略》是游览区建设成果的文字结晶。它是在北平时期最为系统、最为广泛介绍北京历史和城市风貌的图文并茂的著作。赵珩评价：“精美至极，不是绝后，至少也是空前的好。这竟然是两位秘书，外加一位兼职的摄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调研编写完成的。可是，以一本向世界宣扬北京多么了不起的画册，就能让国际舆论出面干涉和调停，阻止日本人武装侵略的想法，又是多么幼稚！”

30年代的北平成了国内和国际都很热门的旅游地。季剑青考证当时资料：“北京饭店又重新充满活力，大堂里挤满了来自欧美的游客。到了1937年，饭店床位已经达到了供不应求的程度，仅当年春天的旅游收入就有100万美元之巨。”在旅行者的笔下，北平呈现出山雨欲来前的宁静之美。